国家工商行管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执行《商品交易市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管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我局发布了《商品交易市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我国商品市场登记管理的第一个行政规章。《办法》的实施，对加快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加强对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统一管理，维护正常的流通秩序，有着重要
的意义。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办法》的实施应予高度重视，切实抓紧做好贯彻落实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市场登记的范围
按照《办法》的规定，凡有固定场所、设施，有若干个经营者入场实行集中、公开交易的各类生活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市场，均应进行市场登记；形成集中交易的生产要素市场，如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科技市场等，也要进行市场登记。
二、市场登记管理机关
市场登记管理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
三、市场登记的管辖
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城镇居民委员会、乡村村民委员会开办的市场，由市场所在地的县（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己组织开办或与有关单位联合开办的市场，向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由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
市场登记证》。
四、市场登记工作程序
（一）受理
由受理人员负责：
1、有关市场申请开业、变更、注销登记的政策咨询。
2、对申请登记文件符合要求的，发放有关登记表（一式三份）。
3、审查申请登记提交的文件、证件和填写的表式是否完备。符合规定的，在有关登记表的“受理人员意见”栏内填写受理意见，并签发《市场登记受理通知书》，该日期即为受理日期。
（二）审核
由主管处（科、股）长负责：
1、指定专人对申请登记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科学性进行审查，并填写登记表中“审查情况”栏目的内容（填写用语规范见附件一）。
2、对受理和审查情况进行复审。
3、在登记表的“处（科、股）长意见”栏内填写审核意见。
（三）审批
由主管局长负责：
做出准予登记或不准予登记的决定。
（四）发证和公告
核准登记后应及时填写《市场登记证》，《市场登记证》的内容、日期与登记表的内容和日期必须一致。《市场登记证》字号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编码，分配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下分配（统一编码分配表见附件
二）。
核准市场开业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后，应发布公告。
五、关于变更登记
凡是改变《市场登记证》中所列登记项目的，必须在改变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六、关于市场名称的审核
市场名称一般不得冠“中国”字样，但原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使用的，仍可继续使用。
七、建立市场档案制度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市场登记的同时，必须对每一个核准登记的市场建立档案。档案的内容包括市场开办单位申请市场登记（含开办、变更、注销）所提交的全部文件，以及市场运行过程中申报的报表和《年检报告书》等。其中《市场开办（变更、注销）申请登记表》报表和《年
检报告书》各一式三份，一份存登记机关，一份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份报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每个市场的档案必须专卷保存，并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
八、建立市场统计制度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开展市场登记管理的工作中，要建立统计制度。在一、二、三季度报送季报表，年度终结时报送年报表，并逐级汇总上报，报表格式及内容另行规定。
九、关于各种表证的印制问题
市场登记中使用的《市场登记证》，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印制。其他各类表格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表式，各地自行印制，各地在印制中可以结合本地的情况增加一些内容，但不得改变或取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的内容。
十、关于市场登记的收费问题
市场登记中使用的各种登记证、表，可收取工本费。
十一、对《办法》颁布前已经开办的市场，要求其在三个月内，办理申请登记，补领《市场登记证》。今后新开办的市场，应按照《办法》的规定及时办理登记。
十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可根据《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意见，但要注意简单易行，方便登记。
《办法》贯彻执行情况及在执行中遇到重要问题，请各地及时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管理司联系。
附件：
一、市场登记用语规范
二、《市场登记证》字号统一编码分配表（略）

附件：市场登记用语规范
商品交易方式用语规范：
批发；零售；批零兼营以批发为主；批零兼营以零售为主；拍卖。
市场类型用语规范：
消费品市场分为：
消费品综合市场（指既卖农副产品又卖工业品的市场）、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粮食市场、肉类市场、禽蛋市场、蔬菜市场、果品市场、水产品市场、大牲畜市场、仔猪市场、中药材市场、皮毛市场，其它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工业品综合市场、服装市场、布料市场、日用工业品市场、家俱市场、文化用品市场、旧货市场、其它工业品专业市场。
生产资料市场分为：
生产资料综合市场、机动车市场、钢材市场、有色金属市场、木材市场、煤炭市场、成品油市场、建筑材料市场、工业原料市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其它生产资料市场。


生产要素市场分为：
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产权市场、其它生产要素市场。
市场开办单位用语规范：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乡镇村、街道、工商机关、联办、其它。



1993年7月23日
“公众人物忍受义务”的宪法解读

杨士林


据《法制日报》12月19日报道，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起诉名誉侵权一案，已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判决理由部分，简摘如下：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对上述判决理由，查庆九先生将其概括为“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也就是说面对新闻舆论的监督，公众人物应当容忍轻微的侵权。那么，为什么民事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不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种价值判断阻止了民事法律的适用？当然，本文不想对一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笔者只是想揭示当代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根据这一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有行为违法；二有损害事实；三行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行为人有过错。按照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述判决理由的正确逻辑似应改为“如果报道指名道姓损害其名誉权，就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哪有所谓“容忍义务”，容忍义务岂不是于法相悖。我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权利并为我国的民事法律具体化。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一旦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监督权与他人的人格权发生冲突，对这种冲突进行判断选择、决定取舍，哪项权利应予以保护，哪项权利应受到抑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一般民事审判的范围。公民的监督权不是物质和金钱所能衡量的，它也不是民事权利，而是神圣的政治权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的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其名誉权之所以要服从公民的监督权，也并不是我国民事法律价值的体现，而是宪法价值的客观影响。法官们实际上受到一种更高理念和原则的支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在进行着宪法价值的判断，并将宪法的价值贯彻于民事审判活动中。这种权利冲突的情况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面对这种权利的冲突，司法权将宪法价值融入民事审判在我国却并不常见，有时甚至还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宪政先进国家司法权的这种运作方式则是其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人们注意到同类案件中宪法价值的缺席与否，左右着裁判的社会效果。
“宪法的客观价值影响着所有的领域，包括私法”，“宪法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产生”。 实际上，“由于宪法权利的效力，侵权行为法可能（全部或者部分）免除造成损害之人的民事责任（《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第676-719页，张新宝译）。”“宪法对民法在实在规范层面上的“介入”现象，在国外宪法学中，也就是所谓的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第三者效力问题（《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76页，徐秀义，韩大元著）。”现代德国宪法学称之为人权规范的“第三者效力”，日本宪法学除了这种称呼之外，尚有“私人之间的效力”的说法。美国在宪法实践中则通过把一些特定的私人行为认定为国家行为，由此将宪法的效力扩展到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同属成文法系的德国和日本，虽然学者仍然存在对第三者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的争论，但却肯定了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只不过其争论的重点已转向那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人之间有效力，以及应如何适用和贯彻这一效力。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现代西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本来是人民防御国家的一种权利，其效力只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之间无任何效力。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垄断集团迅速崛起，社会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团体、个人所拥有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契约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受到挑战。于是，西方国家就产生了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对社会上的“势力集团”加以必要的控制，以维持基本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宪政建设还没有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却也同样面临着对“势力集团”的控制问题，同样面临着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也许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即首先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然后再反向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
虽然全面研究我国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在权利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领域应当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有学者认为权利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成文法自身的弱点使其永远难以厘清所有的权利冲突，而只能解决一部分权利冲突问题。针对千变万化的个案，司法权仍然存在较大的运作空间。只有司法权对冲突的权利进行宪法上的判断和平衡，才能针对不同个案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做到或者强调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或者强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宪法的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何时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何时其裁判结果就会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相反，不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不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裁判结果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为了说明此观点，笔者仅举两例：1988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工合同纠纷中，招工登记表上曾注有“工伤概不负责”的内容。案件实质上是公民的契约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发生的冲突，由于两种权利并非同一层次的权利，法院进行宪法判断经过权衡，最终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排斥契约自由的适用。另一个案件是因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引发，案件的实质也是权利和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是原告依法享有肖像权，另一方面则是电影制片人依法享有的艺术创作权，法院用样进行宪法判断，并裁决优先保护电影制片人的艺术创作权，原告也必须容忍轻微的肖像侵权。总之，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也许并非是有意这样为之，而是形势使然。中国的宪法适用问题也许不是学者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实践促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