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及其启示

周成泓 

（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我国有着悠久的判例法传统，其产生原因有三，即经验哲学、贵族精神以及实用主义。由于我国盲目地引进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制度，造成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其解决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引进判例法。
[关键词]古代中国；判例法；启示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及其发展历史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
长期以来，人们，包括许多法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制定法的国家， 而对古代中国的判例法却不甚了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除了有发达的成文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法”远远不限于国家认可和审判活动确认的行为规范，那些在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客观行为准则也被纳入“法”的范畴，甚至成为最具权威的“法”。正因如此，能够表述“法”这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规范的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法、刑、礼、律、范、辟、则、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有着“混合法”的传统，即“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混合法”包括两层意思：在立法方面，历朝历代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正规程序制定和颁布成文法，而在无现成的成文法可依，或虽有成文法但却明显不合时宜的特定情况下，则通过司法渠道以创制判例法的形式实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适用成文法与使用判例相结合，在时机成熟时，再通过立法把判例吸收进成文法中。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多年的居正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向来是判例法国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颁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几乎全赖判例”，“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2]。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颇有建树的武树臣先生，则将从西周到春秋的时期称为“家本位判例法”时代，而将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称为“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3]。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的发展历史
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其后是其衰落阶段。以下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从舜时的“皋陶造律”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实践，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华。春秋时期，晋国叔向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中的“制”即指沿袭已久的习俗、故事或成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们纷纷颁行了成文法，判例法从主要法律渊源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秦朝司吏断狱时，除律以外，可以适用“廷行事”，即以判案成例作为判案依据。汉承秦制，规定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周礼秋官大司寇》载：“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决事比”与秦朝的“廷行事”相类似。不过，其种类更多，应用更广。汉朝的比分为决事比、死罪决事比和辞讼比三类。据史书记载，汉代可以作比附的案例十分繁多。
晋“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自此，例与法联系起来。北齐“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篇首”，称为名例律。
唐朝是我国封建法制成熟与定型时期，法制比较完备，在司法实践中，虽允许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断案，但控制较严，并且注意以成文法规范判例法，以免引例破敕、以例害律。
宋初颇重律、敕。神宗即位以后，实行变法图强，法律形式也发生变化，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例也得到发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代的例有两种，一为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另一为指挥，即尚书省及各部等官署下达的指令。高宗南渡以后，由于刑典的散佚，例的地位更趋重要。宋代各朝皇帝都有编例之举，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绍兴刑民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民断例》等。至于指挥，就更是浩繁，仅是南宋宁宗年间就达数万件之多。
元朝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集辽蒙古法、汉法、回回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其法律统一的方式就是在继承本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前朝的立法经验，将一些在审判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经国家机关认可，并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分类汇编，成为统一的法律规范——“断例”，它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
明代仍然采用以例断案的传统。明朝的“例”主要是刑部针对具体案件做出的判决，并经皇帝以上谕的形式批准，使其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因案生例的原则自此确立并盛行起来。明中后期的《问刑条例》将例提高到与律同等的地位，“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律是正文，例是附注，例律并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例优先于律。
清朝大体沿袭明朝。清代例的删定、编纂是重要的立法活动，由律例馆负责。修律的主要内容是将具有一般意义的判决提升为法律规范，删除和更正律文与例文、例文与例文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凡馆修入律之例实际上已被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成为《大清律例》的构成部分。清朝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
自1840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中，富国强兵成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必然选择。为此，清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法制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环视四周，当时的日本是一面改革成功的镜子，而“东洋复采诸西洋”，这就导致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学理上，中国由日本而德国的“取经”之路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引进日德的成文法势必遏制中国固有的判例法的继续发达，从而中断了“混合法”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旧法制的递嬗又产生了判例法适用的空间，中国又形成了“国社本位”的“混合法”。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判例仅具有事实上的效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谓“备参考，供取资”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政策的施行，中国以前苏联为榜样建设自己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也自然如此。而前苏联的法律体制除了其社会主义属性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德国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故而前苏联也实行成文法体制；此外，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将判例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判例法彻底地衰落了[4] 。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的形成原因
（一）经验哲学与判例法
我国法理学学者谢晖教授以法律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为标准，将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在超验哲学基础之上的神启法，二是建立在先验哲学基础之上的法典式制定法，三是建立在经验哲学基础之上的判例式制定法。并且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判例法与经验理性有以下逻辑上的关联，才导致了在经验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就是判例法：首先，经验哲学肯定事物间的差异性，而判例法强调对不同事物要不同对待，由此形成了二者间的可契通性。正是由于法官对复杂案件的具体分析产生了具体案例，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判例法。然而，具体经验又是如何走出狭隘迈向理性的呢？或者换言说，判例法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 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经验哲学对判例法的理性导向作用。其原理是：判例法所体现的是个别理性，而经验哲学所追求的是有关经验的一般理性，要使判例法在人类制度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将经验哲学这种更具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导入，以指导、甚至支配判例法的制作和运作[5]。
正像英国判例法的发达与其经验主义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样，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发达同样也与其经验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在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尊重人们生活经验的智慧应是其基本特点。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代表了中国文化最大成就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6]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权变的文化——对此，李泽厚先生说道：“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调停、协商，和谐解决，而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都成了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的现象。”[7]
（二）贵族精神与判例法
对于中国古代“混合法”传统的形成，武树臣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先秦的贵族精神为中国古代几度兴盛、连绵不绝的判例法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源泉。判例法是宗法贵族政体的产物。法官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是世袭的。在敬宗孝祖、“帅型先考”观念的支配下，按照父兄先辈的故事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便形成了“遵循先例”的原则。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判例是立法的产物，又是司法的结果。
当时判例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这在当时就是“礼”；有一批善于在司法中立法的高水平法官；另外，还有一个允许法官独立进行立法司法活动的政治法制环境，即宗法贵族政体。关于第一个条件，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正是礼为法官的灵活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上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使得贵族们非常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此外，“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履行着干部培训学校的职能。个人修养加上官府培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人文素质。此外，在贵族们看来，正如他们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再则，贵族精神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故而贵族统治者们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他们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而非刻板地遵守成文法来对案件做出裁决，贵族法官随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在司法中立法。
历史演进至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法难以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8]。
除却对奴隶贵族政体作了田园牧歌式的过分的美化之外，应当说，武树臣先生的上述分析是精辟入理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判例法产生的原因。
（三）判例法产生的根本缘由：实用性
除了以上原因外，笔者以为，判例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实用”性，即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或成文法不宜于实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根据时代的需要，他们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政府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片面地推崇成文法，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地从传统习俗中寻找法源[9] 。
“诉讼是一国政治的晴雨表”，法院或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司法在该国经济社会中的基本作用的定位有关。由于社会国家观的转变，现代法治国家 在司法观上多强调司法是一种“国民福利”，在推行“司法积极主义”的同时，保障每位公民都享有“接受司法裁判”和“接近正义”的权利，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正义[10]。 由此出发，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弥合相对稳定的制定法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之间的沟壑。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法律概念：“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还认为，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逻辑形式的背后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立法理由的相对价值与轻重程度做出的判断。当然，这往往是未经道出且不知不觉的判断，然而却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根基与核心所在”[11]。 笔者也以为，我们应当以功能型态度对待法律，要看重法律的实际效用——其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福利”，即单个人生活之幸福的总和。“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12]
三、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对我国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一）现实：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判例法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人们共同经验的产物，是以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黑尔曾经将判例法说成是集体经验积累的仓库，霍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是对于时代需要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感受。”自清末我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学习大陆法系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制定法），然而法律施行的实际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不过笔者以为，统治者们不顾我国悠久的判例（法）传统——进一步说就是权变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注重实用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一味急功近利地仿行大陆法系颁布成文法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是制定法虽日渐繁多但却仍不敷使用之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道德的滑坡。因为道德是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日趋开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受变动性的冲击而渐失拘束力，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道德的效力也随之降低。并且，自对外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原有的道德评价体系受到了冲击，道德的单一体系已不复存在，一种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已悄然而生。就这样，失去了道德依托的法律，其存在顿失依据，违法、避法现象大量滋生，而且违法也并非就是丑恶的，相反，能规避法律倒可能是件荣耀的事情。于是，道德与（制定）法便双双失落了；而且，这种双重失落还处于一种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出路：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
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笔者以为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思想的重新统一。首先，传统思想中的法律应脱离道德的支配，即实现（道德）正义价值的内生（于法律）化；其次，改变单一的成文法律形式。当代各国的法制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法源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其他法源形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良好地运行。当今，在法律形式上，特别是在法官造法上，普通法与成文法已非截然不同，二者的共同点正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统合而增多[13]。实际上，当今两大法系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官造法，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的问题。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非常道、道的不可言说的思想相当流行，这可以为增加我国法律的灵活性提供思想源泉，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应时应景的判例（法）。另一方面，今时今日，人权、法治的全球潮流以及法本身的内在属性，又使得法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成为必需。故尔，制定法也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制因素。并且，笔者以为，在当今我国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法官判案应当以遵循制定法为原则，只有当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或者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明显违反人情事理，显失公平时，法官才可以在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创制法律——判例（法）。总之，笔者以为，我国宜选择“二元”的法律体制，采取以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源形式，实行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
（三）关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那么，又如何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会遭到滥用呢？——时下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个疑问。笔者以为方法有三：第一，要对认定、变更、撤销判例（法）的组织机构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和日本的做法，在拥有准立法权的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专门的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判例委员会，专事甄别、选择判例之职能。同时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判例法。这样，判例经过判例委员会选择并予以公布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办案时必须遵循，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轻易将之废弃。第二，加快法官职业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要严格执行《法官法》，把好法官入口关，时下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些不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当不了普通法官，但却可以被任命为法院院长、副院长，其荒唐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改变，《法官法》将在实际上遭到废弃。第三，利用程序加强对法官的控制。上述第一、第二点是法官裁判过程之外的控制。程序控制则是裁判过程之内的控制，它在法官日常司法过程中每时每刻起着作用。为了维护法的相对自治性，防止法与社会的直接短路，需要设置一些有过滤效果的中介装置，法律程序就是其中之一。程序可以限制法官的恣意，可以保证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进行理性的选择；并且，与判例（法）机制直接相连的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经过程序而做出的裁判被赋予既判力，只有通过高阶审级的程序才能被修改；而且，先例机制迫使审判法院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对同类问题按照同样方式来解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缓和立法刚性过强的机制主要是采用法律试行的方案，在一定时间范围或空间范围内强化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法律规范发展的契机，通过立法与司法的有条件的逆转、认知注意力的集中、反馈机制的利用等方法，来实现法律的动态妥当性。但由于当今我国的立法程序、诉讼程序均不完备，这种做法易生弊端，会导致反制度化的结果[14]。由此就更凸显了笔者于本文中所提出的“二元”法律体制的实践价值。最后，与英美具有发达的司法技术一样，判例法传统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却缺乏精细的司法技术，因此，道德因素、人情因素就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条件下与法律直接对接，其结果就是法律的随意化、任性化。因此，要下大力气研究和发展司法技术。

注释：
关于“实践理性”，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00页。
作这种转型主要是实行自由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只是缓和其职权主义的问题，谈不上是转型。当然，这里所谓的转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许多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作用甚至超过正式立法机关的立法。
参考文献：
广东省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Ｂ股交易、清算业务规则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币特种股票（简称Ｂ股）上市的管理，确保其交易、清算正常进行，根据《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简称《暂行办法》）、《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业务规则》（简称《业务规则》）特制定本规则
（简称《Ｂ股业务规则》）。
第二条 凡Ｂ股在本所上市，其交易、清算均须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 上 市 申 请
第三条 公司申请Ｂ股上市，须由本所审查后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简称主管机关）批准。
第四条 上市审查根据《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及《业务规则》进行。
第五条 Ｂ股申请上市，申请人除须递交人民币股票申请上市所必须提供的文件外，还须同时向本所递交以下文件：
（1）主管机关批准同意发行Ｂ股的文件；
（2）申请Ｂ股上市的报告；
（3）Ｂ股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
（4）Ｂ股承销协议及其附件；
（5）各有关方面同主管机关特许的清算银行签署的清算协议及附件；
（6）Ｂ股发行人历年外汇收支报表和未来一年外汇收支预测；
（7）Ｂ股发行情况报告；
（8）Ｂ股发行所筹外汇资金使用计划同使用情况报告；
（9）其它必要的资料。
第六条 第五条所提及的资料，须同时送主管机关、本所各一份。
第七条 本所在收到资料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或其他意见。
第八条 本所作出准予上市的审查意见，连同上市审查表及申请人资料一起送主管机关审批。主管机关批准后，申请人须到本所签订上市合同，经公证后，由本所向申请人发出上市通知书。
第九条 上市通知书和上市合同一式两份，送往主管机关备案存档。
第十条 上市公告书须由本所审查，经主管机关确认后，至少在Ｂ股上市交易前三天予以公布。

第三章 集 中 交 易
第十一条 本所正式会员在被主管机关批准为特许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后，方可与主管机关认可的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签订代理合同。
主管机关批准的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可派出市代表参加本所Ｂ股集中交易市场的买卖。
第十二条 Ｂ股的转让仅限于在境外投资者之间进行。
第十三条 特许境内证券经营机构须依《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可直接接受境外投资人员买卖Ｂ股的委托或由其代理机构在境外接受买卖Ｂ股的委托。
第十四条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必须依据委托人或其代理人的委托指令填制委托书。委托书应按本所规定的统一格式印制，买方联为红色，卖方联为蓝色。
委托书应记载委托人姓名、国籍、股东帐号、委托时间、证券种类、股数、限价、有效期限、营业员签章、委托人签章或密码、委托方式（电话、电报、书信、当面委托），并应附注下列各款事项：
（1）未填明“有效期限”者视为当日有效；
（2）委托方式应予标明；
（3）书面或电报委托者应附函电。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在具备录音电话等必备的通信设施的条件下，接受Ｂ股的电话委托买卖。委托人或其代理人以电话委托买卖成交后应补办签章或确认书。
第十五条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接受委托时，应在每一委托书上依序打上接收时间和序号。承办时，应依据委托书所载委托事项及其序号执行。
第十六条 特许境内证券经营机构不得受理下列任何一种买卖：
（1）替客户全权选择证券种类的委托买卖；
（2）替客户全权决定买卖数量的委托买卖；
（3）替客户全权决定买卖价格的委托买卖；
（4）替客户全权决定买入或卖出的委托买卖；
（5）替客户分期付款方式的委托买卖；
（6）对委托人作赢利保证、分享利益或亏损补偿保证的买卖。
第十七条 Ｂ股交易严禁买空卖空。
第十八条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办理受托买卖Ｂ股手续后，应尽快将客户委托指令输入本所集中市场电脑系统。买卖一经成交，则不可撤销。代客买卖Ｂ股的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应于当日制作买卖报告书，于成交后的第一个营业日通知委托人，并依本所发出的成交资料于Ｔ＋3在特许清算
银行办理清算交割手续。本所发出的成交资料经核实无误后不可撤销。
第十九条 买卖报告书应按本所规定的统一格式印制。买入报告书为红色，卖出报告书为蓝色。买卖报告书应记载委托人姓名、国籍、股东代码、成交日期、时间、股票种类、股数、单价、价金、手续费、印花税、汇率、场内成交单号码等事项。
第二十条 Ｂ股买卖报告书，应于买卖成交后由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填制一式四联并签章，一联留存、一联交委托人、一联送特许清算银行、一联送本所。属代理特许境外证券经营机构买卖Ｂ股的，特许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应在书面委托书上注明每笔成交数量、单位和金额，并复印一份作
为买卖报告书附件一并送本所和特许清算银行。
第二十一条 特许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因受托买卖关系所收受的Ｂ股，应依主管机关特许清算银行关于有价证券保管作业办法办理。
第二十二条 委托人（代理人）不按时履行交割代价或交割证券者，即为违约。如遇违约，受托的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得自行解除委托买卖契约，了结买卖，并处分所有因委托买卖关系所收委托人的款券。其处分所得代价与应付委托人的款项，得合并抵充委托人应偿付上述应履行的债务
，及因委托买卖关系或解除契约所生损害赔偿的债务，如尚不足，得向委托人追偿，如有剩余，应予返还，特许证券经营机构依前款规定办理后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向本所报告，并以副本通知特许清算银行和委托人。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因委托人违约，对所收委托人的款券有留置权。
第二十三条 投资人与特许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因委托买卖Ｂ股订立受托契约后所发生的买卖争议，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所Ｂ股集中交易市场开市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分上、下午两市，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三时三十分。
本所市场休假日与深圳市银行业通行休假日相同。
本所认为必要时，集中交易时间与休市时间可申报主管机关变更。
第二十五条 Ｂ股集中交易必须遵循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客户委托买卖优先（简称“三优先”）的原则。
第二十六条 初次上市证券竞价买卖时，按申报买卖Ｂ股的数量及价格决定其开盘价格。
前款开盘价格以上市前的销售价格为计算基准，如无销售价格或市场价格有重大变动时，由本所与上市公司参酌有关资料拟订，报主管机关认可。
第二十七条 申报买卖Ｂ股的数额，须为一个交易单位或其整数倍，每一个交易单位为2000股，简称为一手。
第二十八条 申报买卖Ｂ股的价格以一股为准，以人民币计价，以外币进行支付。每股外币折算价的计算公式为：
每股外币折算价＝每股人民币价格／买卖前一营业日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每一外币单位调剂收盘价。
第二十九条 申报买卖价格的升降单位为五分。每日开盘后申报的价格，须以该股票最近一次申报价格或成交价格为基准，并以延续两个升降单位为限。
第三十条 证券商对于委托人的一切委托事项有严守机密的义务，不得对外泄露，但本所认为需要时场内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查询。答复主管机关、司法机关及监察机关的查询，应依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金融机构查询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同时接受两个以上委托人的数量、价格相同的买进与卖出委托时，仍应按本所规定申报竞价成交。若有证券商以全部或一部分Ｂ股的买入委托与卖出委托在场外私相抵算，或证券商相互间在场外达成对敲买卖，本所有权对其进行必要的处罚，直至终止其
参加集中交易。
第三十二条 在上市公司分派股息及红利或其他利益之基准日而停止变更股东名簿记载日（即停止过户之日）以后办理Ｂ股买卖交割者，应为除息或除权交易。
第三十三条 在股市异常时期（如狂涨或暴跌），本所为稳定股市可制订应急措施，报主管机关核准后实施。
第三十四条 Ｂ股电脑自动撮合作业程序如下：
（1）电脑交易的买卖申报由终端机输入，限当日有效；
（2）买卖申报的输入，自市场集会时间开始前半小时进行。前款输入买卖申报的时间，本所认为必要时可变更；
（3）买卖申报应依序逐笔输入证券商代号、输入序号、委托书编号、委托种类、证券代号、单价、数量、买卖类别、输入时间。但本所可视需要而增减。输入序号，证券商应依接单顺序，按每部终端机分别编定，不得跳号；
（4）买卖申报传输至本所电脑主机接受后，由参加买卖的特许证券经营机构的印表机打印买卖申报回报单；
（5）买卖申报仅限价申报一种；
（6）证券商查询其未成交的买卖申报，应经由终端机进行；
（7）申请撤销买卖申报时，应经由终端机撤销。申请变更买卖申报时，除减少申报数量外，应先撤销原买卖申报，再重新申报。
第三十五条 Ｂ股行情揭示分为公开揭示与专业揭示。公开揭示屏幕置于本所集中交易市场和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境外代理机构。
市场集会时间内，公开屏幕应将成交价格随时揭示，买卖申报价格的揭示以当市最近一次成交价格为基准报出最高叫买与最低叫卖价。
专业屏幕通过证券商的作业终端机显示，可随时揭示围绕最近一次成交价上下两个升降单位的买卖申报。
第三十六条 Ｂ股的买卖申报经本所电脑主机接受后，按买卖申报的顺序和“三优先”原则自动撮合成交。
第三十七条 买卖申报的竞价方式，分为集合竞价与连续竞价两种。开盘价采用集合竞价方式产生。收盘价按收市前最后三笔成交价的平均价决定。
第三十八条 集合竞价产生首次上市或除权除息后Ｂ股的开盘价。
第三十九条 依集合竞价方式产生开盘价格的，其未成交的买卖申报仍然有效，并依原输入时序连续竞价。
集合竞价未能产生开盘价时，应以连续竞价方式产生。
第四十条 连续竞价时，在当市最近一次成交价或当时揭示价延续两个升降单位内，其价格依下列原则决定：
（1）最高买进申报与最低卖出申报价格相同的价位；
（2）买（卖）方申报价格高（低）于卖（买）方申报价格时，采较接近当市最近一次成交价或当时揭示价格的价位。
第四十一条 买卖一经成交，即经由参加买卖的证券商的印表机列印成交回报单。
成交回报单的内容应包括：证券商代号、委托书编号、委托种类、证券代号、成交数量、成交价格、成交金额、买卖别、成交时间。
前款项目本所可视需要而增减。
第四十二条 每天上午或下午收市时，各特许证券商出市代表应尽快将当市成交的证券名称、数量、价格、对方证券商代号、总金额及股票和价款收付净差额与本所核对，全部对帐无误并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交易大厅。

第四章 停牌、复牌和终止上市
第四十三条 Ｂ股上市后停牌、复牌和终止上市，依据《暂行办法》，并参照《业务规则》第三章第六节第一百三十六条至一百四十七条精神处理。
第四十四条 发行Ｂ股的上市公司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本所提出停牌意见报请主管部门核准后即可施行。
（1）不向本所或不真实地向本所递交公司包括外汇收支报表和财务及经营业绩报告的；
（2）本所断定必须停牌的其它事项。
第四十五条 证券市场上其它有关方面有以下情况之一者，本所提出停牌意见报请主管部门核准后即可施行：
（1）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波及深圳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时；
（2）Ｂ股交易环节发生重大事故时；
（3）主管机关特许的清算银行发生清盘、合并、改组以及清算银行严重违反中国法律和侵犯投资者利益时；
（4）本所断定必须停牌的其它事项。
第四十六条 上市公司派息分红时，Ａ、Ｂ股一般情况下同步进行；如有特殊情况，Ａ、Ｂ股派息、分红需暂时分作两步实施时，可按照已有的程序分别执行停牌制度。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涉及的事项获得解决或基本解决后，本所可根据上市公司之申请或本所视具体情况准予复牌。
第四十八条 出现下列情况时，本所可提出终止上市意见报请主管机关核准后施行：
（1）发行Ｂ股的公司行为严重影响深圳证券市场正常运作时；
（2）发行Ｂ股公司利用内幕信息炒卖本公司股票，严重损害股民利益扰乱证券市场时；
（3）发生跨国、跨地区的重大法律诉讼事件而严重涉及发行Ｂ股的公司时；
（4）本所断定的其它必须终止上市的事项。
第四十九条 上市公司的停牌、复牌与终止上市，均申报本所通过传播媒介公告。

第五章 行情揭示与发布
第五十条 本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证券商申报竞价、成交情况予以公开揭示。
第五十一条 在本所集中交易市场内，特许证券商买卖申报价格由电脑终端通过“申报价格揭示栏”揭示。
第五十二条 在本所集中交易市场内买卖成交后，随时通过行情揭示板和电脑联机显示系统揭示上日收盘价、当日开盘价、最高成交价、最低成交价、最近成交价、成交总股数、深圳股价指数等。
第五十三条 本所集中市场申报价格和成交情况通过电脑联机显示系统传到全市各证券商柜台，并通过ＴＥＬＥＲＡＴＥ全球通讯网络传至境外。
第五十四条 本所集中交易市场每日成交的Ｂ股证券名称、价格、数量、买卖各方证券商代号等，由本所记载于买卖日报表，在收市后于集中交易市场公布。
第五十五条 本所可根据需要调整行情揭示的方法和内容。

第六章 清算与交割
第五十六条 本所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委托经主管机关认可的银行代为办理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和境外代理机构等相互之间有关Ｂ股的清算交割业务。
第五十七条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批准，境内特许证券经营机构依《管理规定》在深圳市内的银行开立Ｂ股交易帐户。该帐户为离岸帐户，非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接受境内存入或汇入的资金。
投资人直接通过特许境内证券经营机构买卖Ｂ股，必须通过前款帐户办理资金的存入和交付。
第五十八条 Ｂ股交易后，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和境外代理机构应于办理清算时，将其每一股东持有Ｂ股的变更情况报告Ｂ股登记机构。
第五十九条 本所每交易日的Ｂ股成交资料为清算银行进行一级清算与交割的唯一凭据。
第六十条 代理Ｂ股买卖的特许境内外证券商与清算银行应按下列程序进行清算交割：
（1）Ｔ＋1上午10时前，清算银行到本所领取Ｂ股成交资料；
（2）Ｔ＋1中午12时前，凡买卖有成交的特许证券商应将交割指令传送到清算银行；
（3）Ｔ＋1下午3时前，清算银行根据本所及证券商提供的资料进行对盘；
（4）如对盘无误，清算银行根据本所提供的成交资料在Ｔ＋3上午12时前完成清算交割；
（5）Ｔ＋3下午5时前，清算银行将清算交割情况通知有关特许证券商；
（6）如遇客户的款项未达清算银行帐号时，则由代理买卖机构垫款完成清算交割。
第六十一条 清算银行在Ｔ＋1根据本所成交资料与各特许证券商对盘不符或发现卖空情况，分别按如下办法处理：
（1）对盘不符，由清算银行于Ｔ＋1下午5时前将其原因通知本所及有关特许证券商，上述特许证券商应于Ｔ＋2下午3时前将更正情况通知清算行，清算银行在Ｔ＋3完成清算交割；
（2）如发生卖空情况，清算银行应于Ｔ＋1下午5时前通知该证券商，该证券商须于Ｔ＋2进行补进，并于Ｔ＋3完成交割。
第六十二条 因对盘、清算交割而发生的特许证券商之间或特许证券商与清算银行之间的经有关方协商而未能解决的争议和纠纷，应提交本所仲裁委员会以其规则进行仲裁。该仲裁委员会的管辖权是排他性的，其仲裁是终局性的，对各有关方均具约束力。
第六十三条 为了保证清算交割的顺利进行，凡境内特许证券商接受境外代理机构的委托，必须要求境外代理机构提供银行给予的信贷额度。境内特许证券商根据该信贷额度酌情接受境外代理机构买卖盘的总额。
清算银行对该信贷额度负有督查的责任，即保证该信贷额度能在Ｔ＋3付款清算交割，该信贷额度撤销时，须提前十个营业日通知清算银行，并由清算银行即日通知有关特许证券商。
第六十四条 特许境外证券商于Ｔ＋3无法交割时，该信贷额度即行动用。
第六十五条 发生买空于Ｔ＋3未能清算交割的，可延期到Ｔ＋4进行清算交割。若在Ｔ＋4还未完成清算交割的，由清算银行指定一家经纪商于Ｔ＋5将已买进的股票抛出，违约的买方经纪商须向卖方经纪商赔偿由此而发生的买卖差价，并处以罚款（按成交金额每日0．05％计罚
），由买方经纪商付给卖方经纪商转卖方。
第六十六条 发生卖空于Ｔ＋3未能清算交割的，必须在Ｔ＋5之前完成补进。如于Ｔ＋5还未补进的，由清算银行指定一家经纪商代为补进，其发生的买卖差价由违约的卖方经纪商补偿给买方经纪商，并处以罚款（按成交金额每日0．05％计罚），由卖方经纪商付给买方经纪商转
买方。
第六十七条 凡在本所有出市代表的Ｂ股特许证券商，必须在其从事Ｂ股交易前，向本所交存50万元人民币的等值外汇作为互保基金，并向本所交纳其他费用。
互保基金按本所《业务规则》进行管理。
第六十八条 凡在Ｔ＋3时无法进行清算交割的，清算银行应尽可能提供短期信贷，以保证清算交割的顺利进行。
第六十九条 凡在Ｔ＋5不完成交割的，清算银行须于该日下午5时前通知本所及境内外特许证券商，并按如下办法处理：
（1）境内特许证券商即行暂停接受该代理业务，并报主管机关和本所备查；
（2）特许证券商不完成清算交割的，本所即行暂停该证券商的Ｂ股交易业务，报主管机关备查；
（3）经纪商受处罚暂停交易三次以上的，报主管机关处理。
第七十条 清算银行在进行一级清算交割时必须代深圳税务机关扣收有关税款，同时代本所扣收交易经手费，并划拨本所开设于清算银行的帐户内。印花税由本所按月划转深圳税务机关。
第七十一条 股份托管银行或托管证券商应代其客户收取股息红利。
第七十二条 Ｂ股的外币折算价、清算、分红派息等所用币种为港币或美元。

第七章 费 用
第七十三条 在本所上市的Ｂ股，其发行者须向本所交纳上市费。
第七十四条 Ｂ股上市费的种类、标准及缴纳办法按本所《业务规则》第六章办理。
第七十五条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受托买卖Ｂ股的收费标准一律按实际成交金额向买卖双方各收取0．6％的佣金和0．3％的印花税。佣金和印花税均收取港元或美元。
特许境外代理机构从事Ｂ股委托买卖的收费标准，由本所与其商定。
第七十六条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不得任意或变相提高或降低收取Ｂ股代理买卖佣金的标准。受托买卖Ｂ股未成交时，不得收取佣金。
第七十七条 委托人不交纳Ｂ股代理买卖的佣金时，特许证券经营机构有权指令清算银行从委托人的现金帐户中扣收。
第七十八条 特许证券经营机构在本所集中交易市场买卖Ｂ股按成交金额的万分之十向本所交纳交易经手费，通过特许清算银行以转帐划拨方式完成。对逾期不交或欠交的，本所按成交金额每日0．03％的比例计收滞纳金，对拒不交纳交易经手费的，本所有权暂停其参加集中交易，
直到交清为止。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九条 本规则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八十条 本规则经主管机关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1992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