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监督

钱贵


　　一、行政法上的自由裁量权问题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指法律规范仅对行为行为目的，行为范围等作一原则性规定，而将行为的具体条件、标准、幅度、方式等留给行政机关自行选择、决定的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相对应的即是羁束行政行为。其实，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和羁束行政行为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后者也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成分，而前者的“自由裁量”也并非绝对的“自由”，仍然要受到法律授权的目的和范围的“羁束”。行政主体在实施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不能违反授权法的目的和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范围，行政裁量偏轻偏重或者畸轻畸重，属于不当或严重不当的行政行为，而非违法行为。但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即使在形式上不违法，如果动机或目的是为了私利，实际上是滥用职权，其本质是违法行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划分决定了人民法院监督行政行为的程度和深度。我国行政法上的司法审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适当性原则上不予审理.除非具体行政行为显示公正，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
　　行政主体对其行政行为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力就是行政法上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广义的自由裁量权指政府的管理行为具有选择的余地，它不仅包括在法律设定的空间里政府进行选择的行为（种类和程度），还包括对公共利益、行政应急状况、情节严重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狭义的自由裁量是指政府及其部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一定行为的权力，它不包括不确定概念的解释。
　　根据《法治行政的逻辑》一书的划分，自由裁量依裁量幅度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层次：高度的自由裁量，指法律没有规定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及其部门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以履行其法定职能；中度的自由裁量，指法律只规定了抽象或模糊的标准而没有规定目前的范围和方式的情形下，政府及其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对法律的合理解释，采取具体的行政措施；低度的自由裁量，指法律规定了明确和具体的范围、幅度和方式，政府及其部门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取行政措施，这一层面由于在范围、幅度、种类、方式、时限已有明确的规定，法律只给予了少量的选择空间和余地，相对于羁束行政行为。
　　赋予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执法的必要。国家权力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但法律本身并不意味着公正，实现法律的公正需要发挥行政主体的能动作用，使法律生动地面对具体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个案，从而实现具体的和真实的公正。同时，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立法的迟滞性和行政主体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许多新的行政领域形成矛盾，这样，赋予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在所难免。因此，自由裁量权的出现和扩张是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作为权力的执行者，行政主体总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最大化，它要求拥有尽可能多、尽可能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立法机关却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公民权和行政权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平衡，以有效的实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高效的监督机制，利用司法权的有效行使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监督和制约来达到法治行政的要求。“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我们既要强调对自由裁量权的需要，也要注意它的危险性，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
　　二、 行政裁量权及行政合理性原则
　　现代行政法治理念的核心是“法治行政”。法治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权力依法律要求行动，法治的主要含义是法律对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政府权力行动符合法律要求是法治行政的一般标准。法治行政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即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在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下的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处于法律的绝对支配力之下，当然也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很多行政裁量权所涉及的是法律不能或者不足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法律多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有的甚至没有规定。这时的行政裁量权的“合法”是盖然性的，是指要符合立法的目的和法律的原意，符合“法理”的要求。行政主体在解释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行使高度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要求符合一般的、善意的法理要求，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的精神。而对于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为借口，恶意裁量从而谋求私人或者小集体利益的行为，则是典型的违法行为。
　　合理性原则远比合法性原则复杂和难以把握。合理性原则是涉及司法裁量和行政自由裁量是否正当的基本标准。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作为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而设置的，但它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而且与人们的主观判断相联系。在现实和法律实践中要求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确定化，把主观判断客观化、标准化。为此，英国的司法审查尽可能避免正面阐述合理的含义和要求，而习惯于一种反向思维，即努力到底什么或哪些属于不合理，从而找出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并习惯于用判例来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规则。包括：
　　1、背离法定目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一切取决于授权法的真实目的和意思；
　　2、虚假的动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具有正当的动机，在作出决定的最初出发点和内在起因上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和法律的精神；
　　3、不相关的考虑，包括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和忽视了相关的因素两方面的内容，指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全面考虑该行为所涉及或影响到的各种因素，且不得考虑哪些与之无关的因素；
　　4、非正常的判断，也是显示公正或者严格的非理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明显有悖逻辑和常理、或专断、或只有不充分的证据和理由的支持。
　　上述四种情形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时是交叉和重叠的。
　　在美国，“程序法治”理念是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共识，正当程序原则是其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手段。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包含两方面的含义。正当法律程序要求政府的正式行动必须符合对个人的最低公正标准，如得到充分通知的权利和作出裁决之前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同时，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它要求国会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和正义，否则，法院将宣告其为无效。
　　二、行政裁量权的法律监督
　　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和控制，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专制、专横和腐败。孟德斯鸠对于权力的监督有一段经典语录：“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在对行政权的监督中，自由裁量权的特殊性质要求必须对它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督。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法就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么它是什么呢？”
　　对行政权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监控是政府法制的主题，有效的权力监控取决于监控机制的合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制度应当是一个针对自由裁量权的系统的制约机制。这一机制从控制的不同时机及环节应当包含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与三者相对应的是规则性控制、程序性控制和救济性控制；从监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应当包括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前者又包含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后者主要指基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而形成的监督。从监督工具来讲，这一机制是由各种不同层次的制度、规则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行政自由裁量的监督机制就是由上述的监督主体、客体、对象、制度、规则所组成的在时间、空间、环节上立体性的相互交叉、相互衔接、相互协调、高效运行的有机整体。
　　对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是整个监督机制的最终环节，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权力制约理论确立了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权能。在我国，司法权和行政权共处于立法权之下居于平等地位的体制为这种监督权能提供了制度依据和监督便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严重不当、具体行政行为显示公正的，人民法院有权撤销或者变更。该规定为司法审查权能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司法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司法审查程序由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来保证程序公正从而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种外部监督制度，行政相对人对监督结果的公正性更加信赖而容易接受。
　　人民民主原则下的分权和制衡理论确立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制约不是干预，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必须是在法律的限度内行使，否则，我们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演变为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由行政专横演变为司法专断。
现代社会的变迁及行政职能范围的不断扩展使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授予和有效监督同等重要，这需要我们建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和监督机制，同时，还要确立对其监督和审查的标准，特别是司法审查的标准。
　　四、确立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原则，因此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实质上就是行政合理性的司法审查标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的准则和尺度，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本要求，还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行为产生异议据此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科学确定和准确把握这一标准，是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的基础和方向。有利于司法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控制，既有效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充分尊重行政自主，维护行政效率。反之，则容易产生放纵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或者过度干预行政自主权的后果，最终影响司法审查的效果和权威，甚至造成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内讧。
　　但是，准确把握这一标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第二部分曾经提到过，“合理”是一个非常抽象化的概念，甚至与“合理”相关的一些概念如“理性”、“公平”、“公正”等都具有不确定性，与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判断相联系。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需要这些不确定的概念具体化、标准化，以避免在个案中主观臆断，造成适用这些概念的前后不一致，从而影响司法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致使产生另一个视角的“不公正”。
　　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有两条标准：是否滥用职权和显示公正。前者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武断专横、反复无常、方式违法、故意拖延等等。后者主要表现为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对待；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等。
　　从以上列举的表现形式来看，并非都仅是违反合理性的表现。起码“以权谋私”和“方式违法”两种表现就是违反合法性的表现，也可以通过合法性审查来解决。实际上，在行政司法审查中，合法性审查和合理性审查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存在着交叉。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应当借鉴两大法系的有益经验，按照既有利于行政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能够有效监督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要求，并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的方向和趋势，在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下确立。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试论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与影响
洪碧华

[摘要]：近年来，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频频亮相，积极发挥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阐述了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含义，探析了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维护和保障人权、提供信息、游说政府、促进国际法的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等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国际人权组织 作用 影响
一、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内涵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是指“各国民间的团体、联盟或者个人，为了促进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人道主义及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们的国际联合体”。
联合国给非政府人权组织下的定义是：确保人们了解他们的权利和要求权利的手段，为个人或集体受害者起诉，或支持受害者这样做，作出人权呼吁，监督、调查和报告各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使用可靠的公共程序来提出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问题，通过游说来影响与侵犯人权的国家有关的政府外交政策，动员利益集团和建立人权标准。
西方学者认为：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和政治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自身并不追求权利的私立组织。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五个基本特征。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兴起源于西方国家，之后在非洲、南美、和南亚，大量地方性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人权领域。非政府人权组织是人权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当代国际人权事务中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的、事实上的国际行为主体。
全球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大赦国际”， 成员超过150多万人，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500多份报告文件，并组织各种人权主题活动，给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施压；最小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香港人权监察”，只有两名专职工作人员。据统计，至少有250个非政府组织在积极从事跨国人权活动，参与国际人权法规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倡议；截止1993年，至少有1500个与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存在。随着更多的国家走上民主法治道路，这个数字将不断增加。
二、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
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报告中，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报告声明：“甚至粗略地检验非政府组织参与决策体系和联合国的运作行动，也显示出，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不仅证明了《联合国宪章》第71条款内容的正确，而且它还远远超过了执行法律条款的原有范围。非政府组织具有对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询地位，有资格参加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作口头声明和提交简短的书面声明，这些声明被翻译成联合国使用的各种语言，并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传阅。”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增长，在人权保障、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科学发展、疾病防治、扶贫救助、妇幼教育、体育健身及裁减军队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它们在促进国际法的编篡和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参加国际诉讼程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
非政府人权组织一般通过提出新的国际条约草案、参加谈判、起草条约或游说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等方式促进国际人权标准或文件的制定。它们充分发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人权领域的经验和比较超然的地位等优势。经常开展演讲、发起人权运动，力争使制定出来的人权标准或文件反映其观点和呼声。如1894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积极倡导和协助日内瓦会议并促使该会议通过了《改善战地陆军伤病员待遇公约》；上世纪70年代，“大赦国际”发起一场反酷刑运动，直接推动了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通过；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有170多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环境保护组织”直接介入了起草有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1997年12月，非政府组织（NGO）努力促使122个国家在加拿大达成《关于禁止使用、储存和出售地雷的公约》；2000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15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关于全球化的讨论；目前“大赦国际”正致力于敦促更多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希望与联合国共同构建一个国际人权保护体系。这些事件不断扩大非政府组织影响，使它从国际问题的旁观者变成全球政策的制定者之一。
（二）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和人权监督
1、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缔约国报告程序里的作用
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报告程序中的作用因程序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首先，在缔约国准备或起草国家报告阶段，它们可以鼓励或提醒国家按时提交报告，积极地促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还可以参与报告的讨论，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协助国家起草报告。其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原名人权委员会）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阶段，非政府人权组织可以为人权理事会审查报告的工作提供相关的信息。第三，公开和宣传国家报告及人权理事会做出的结论性意见，监督国家是否认真实施了人权理事会的建议。第四，在缔约国没有提交报告的情况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时会综合包括非政府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做出结论。在一国政府没有向人权理事会提供它怎样考虑实施公约义务的信息的情况下，人权理事会必须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结论。这些资料当然包括官方文件中的数据和非政府渠道得来的信息。大家知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当严重，部分官方数据往往不够真实。倒是民间组织和老百姓愿意说实话真话，面对虚假的统计数据，一位不肯造假的女职员气愤地说：“我只会生孩子，不会生数字！” 尽管官方数据有“水分”，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相信，毕竟政府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大部分统计数据还是能够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决策依据。
2、在特别程序方面的作用
特别程序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起来的、与条约机构监督程序相对应的人权监督程序，它包括“1503”程序以及“1235”程序和一系列主题机制的工作组或者报告员等。“1503号程序”以及“1235号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处理个人或者团体有关指控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来文的程序。一般来说，在国际人权公约中，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没有个人来文申诉权利的，但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1503”程序中，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提交关于“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和证据确凿的侵犯人权”的非匿名来文。对于“1503”程序，尽管它对于提供有关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可靠信息的任何人都开放，但绝大多数信息还是来源于非政府人权组织。
（三）在人权教育和宣传方面发挥作用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促进或参与起草国际人权标准或文件和提供信息等方面，它还从事人权教育和宣传工作。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成功经验经常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和国际会议，讨论国际人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监督机制，宣传人权观念，公布国家报告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结论性意见，对于提高社会公众的人权素质起着独特的作用。号称全球最大政治舆论压力集团的“大赦国际”就经常谴责、控诉某些国家违背《公约》、践踏人权；2003年以来，“国际红十字会”和各国媒体不断揭露美国政府违背《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错误地发动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军士兵在伊拉克本土和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待囚犯事件。给世人包括美军士兵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权教育课。
三、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影响及其原因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共有841个非政府组织的3681名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非政府组织参与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权会议。维也纳会议呼吁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早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就有人提出，1964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代表又提这一设想，维也纳会议上，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再提议案，每个国家都认为那是在做无用功，没想到非政府组织不停的酝酿和游说致使大会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授权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人权高级官员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加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原来在大会召开前，“大赦国际”丹麦分会主持了一次有关人权专家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人权保障与促进迫切需要一个由联合国高级官员主持的新机构，这个机构能面对大规模的人权侵犯的紧急状态迅速做出反应。当时，“大赦国际”还向联合国大会筹备会提出一份名为“面对失效”的报告，提出应设立“人权特别专员”，以使人权机制的功能得以发挥。随后，许多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分子开始游说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得到美国官方的支持是非政府组织游说国家政府取得进展的前提。
非政府人权组织不仅在人权会议上，而且在其它会议上产生影响。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所要求的妇女权利、难民妇女、土著妇女和非法移民妇女的权利和反暴力的权利等方面。
非政府人权组织对联合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供大量信息。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监禁工作小组1995年统计：该工作组在1994年所处理的案件信息中，有97%是由非政府组织报告的（其中74%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23%由国内非政府组织报告）；只有3%由家庭报告的。
非政府人权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①为了提高国际地位，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因为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具有法律权威的政府间组织，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是其成员国。所以，非政府人权组织要想方设法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在联合国的拥有咨询地位或者以观察员资格参会，体现自身的价值。②非政府人权组织的许多愿望和主张只有通过联合国人权机构才能实现。为了能够长期游说和施加持续性的影响，一些超级组织如 “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在联合国设有办公室和常驻联合国代表。③对联合国的人权的决策与监督、公约的制定和机构的创设等施加影响是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另一重要目标。如“大赦国际”要求联合国在其维和部队中进行人权培训和承担人权保护责任的建议就被接受。“人权观察”在2003年5月提出的防止民主刚果内部种族冲突的应急措施也被安理会采纳。
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联合国也要依赖于非政府人权组织帮助和支持。二者情同手足，难分难舍，谁也离不开谁。没有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热心参与、协助和合作，联合国将很难有所作为。因为：①联合国人权机构经费紧张、人员短缺，连起码的文献资料和信息数据库都没有建立。而一些大型非政府人权组织材料齐全、信息灵敏、经费和人员充足。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官员多次指出：“要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更多的活动，通过与之建立良好的正式关系，允许非政府组织进行口头干预及提供与人权监督有关的信息”②对于联合国认为棘手的事情，就由非政府组织充当开路先锋。联合国作为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其权利来自各个主权国家，其职能就是要为主权国家服务。由于各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联合国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总是小心谨慎、消极应对，通常不敢大胆干预监督。倒是那些非政府组织纷纷站出来披露真相、谴责批评，并游说联合国有关机构采取有力措施。联合国限制主权国家的一些公约制度都是由非政府组织首先提出、并酝酿产生的。③联合国人权事务中的许多政策措施的实施需要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现有国际人权法规往往停留在宣言和决议的形式上，有的只是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和精神，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力；当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定相冲突时，还会受到主权国家的抵制。这些人权公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带有政治性的指控信息。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47年成立，但主要职责只是起草文件。直到近20年来，在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倡议、请求下，才逐步完善各种程序，设立特别报告人制度和人权高级专员，但仍然缺乏有效的实施监督制度。
当然，看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非政府组织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所评论的：“当它们好的时候，会很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当它们糟的时候，会很糟，它们只顾自己，毫无责任可言。”（全文4800字）
[参考书目]
[1]周琪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
[2]蔡拓、刘贞哗《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J]，载《国际观察》2005，1.
[3]卢芳、毛俊响《非政府组织与国际人权保护》[J]，载《法制与社会》2006，第1期.
[4] 黎尔平《NGO在中国人权事业进步中的作用》[J]，载《学会》2006，10.
[5]阮宗泽《认识非政府组织（NGO）》[J]，载于《世界知识》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