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中国司法能否
从此做起?

周沂林

一种忧虑，一种对中国司法现状可能导致整个法制危机的深切忧虑，愈来愈强地令人挥之不去。当然，这种忧虑仅仅伴随着国家法制的进步。一方面是蔚为大观的立法体系化；另一方面则是司法的最终产品─判决书带给人们的对法律的怀疑和失望。在人们的抽象观念中，法律是神圣的、公正的、理性的，但他们在判决书中经常看到的却是武断、逻辑混乱、无知和掩饰。作为一种八股式的文体，我们的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之后，即开始成套地采用规范的“武断判语”，诸如：“不予采纳”、“应予支持”、“应视为”、“抗辩理由不成立”等等，缺乏充分的论证，让人看不出判决或改判的理由。问题不在于判决书应该如何写作，而在于我们的司法制度要求什么样的判决书。

当代法律研究有这样的共识：法律不仅是一套规则体系和人们必须遵守的权威，更为丰富和疑难的问题是它的实施。法律实施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无论如何司法是最关键的过程。司法活动的主要角色是律师和法官。律师在整个法律运作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而法官则在司法活动中起决定作用，从而主导法律实施。毫无疑问，法官的作用最终应体现在判决书中。

判决书具有法律的强制力，但本身并不构成权威。如果想真正形成权威，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正确解释法律、充分宣示正义、合理判定冲突，不仅使当事人而且使广大民众能够信服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治国家的判决书必须详细论证判决的根据和理由。
司法的武断和粗暴同样体现在判决书中。这是一种不讲理的判决书。人们搞不清是法官不懂理还是不公正，或者就是司法腐败的产物。它直接导致上诉和无穷无尽的申诉，最终构成执行难的重要因素。
抛开腐败的因素不谈，即使一个有良心的法官如果缺乏专业的法律思维的训练和积累也难以做到判决公正。他可能力图在冲突双方不偏不倚，但距离司法公正却没有更近。他们大抵都懂得证据的重要，但对论据却不甚了了。

司法公正必须从制度上要求判决书写明判决的根据和理由，疑难案件必须充分论证。判决书的制作过程就是法官整理思路的过程，这有助于防止武断、“暗箱操作”和纠正混乱的逻辑。逻辑清晰、论证充分的判决书是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

法律的疑难问题更多地表现在法律实施上。这个问题客观存在的本身就容易导致法制的不统一。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判决书中表达的法律思维和理念不一，从而导致运用法律准则的混乱。这在我国目前是最为突出的法制问题。

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历史的。中国自清末开始走上西方的法律轨道。一方面西方法律文明确有人类理性的普适性和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因而选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消化进口的法律甚为艰难。所以百年来中国法制的统一并无实质上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们准备全盘接受现代“法治”观念和施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我国的立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却是以法律的低实现度为代价的。我们有权威的成文法，为什么难以实施？部分原因是立法的本土化考虑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司法实践的滞后。先进的立法伴随着落后的司法，形成了中国法制前所未有的尴尬，并可能导致真正的危机，即人民对法律的普遍不信任。

如何解决法制的统一问题？法律史上判例法的产生与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制度并非人为的、理性的设计。英国的历史充满战争和混乱，直到1066年诺曼底征服英国后才逐渐走向统一和强盛。一方面，征服者为了缓和原居民的不满情绪，不宜制定大陆式法典；另一方面，必须谋求整个王国的法制统一，否则分散的法律会使建立统一国家的目的失败。由此，统治者只能选择派出官员代表王室巡回审判,并在个案的处理中寻求法制的统一。经过若干年的积累，终于成就了蔚为大观的普通法制度及理念，并随着英国向世界的扩张而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与大陆法并立的普通法法系。

不用制订统一法典，仅通过个案处理达到统一法律的目的，这是法律史上的一个事实；相反，在现代的一些国家里，即使有了统一的成文法，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制，这也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关键在于前者是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探寻法律理念的统一；后者则是脱离法律实施，单纯追求抽象法律体系、法律术语的立法文本的统一。世界上最困难的“统一”莫过于对语义含混的文本的解读。当人们因具体案件的争议会聚到法庭时，对法律条文如何解释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而人们对法官的解释即判决不能理解时就会构成对法律的怀疑。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对法律的怀疑与对法律的信仰是相伴随的。这里的关键不是立法技术，而是司法实践。

普通法和大陆法作为所谓西方世界两大法系基本上是以判例是否有拘束力而划分的。这从历史上就决定了两大法系对判例的重视程度不同。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由于承认判例本身就是法律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判例是职业法律家的必修课。同理，希望自己所判案件成为经典判例则是优秀法官的必然选择。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在判决书中详细论证自己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如此便产生了许多堪称辉煌的判决书，也从法官中造就了大批法学家。“遵循先例”同时意味着“法官造法”。而所谓“法官造法”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它在使法律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创造了法律与生活同步的活力。
在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决书称为意见（opinion）。“意见”不是作为“决定”的判决本身，是指判决的理由。在判例法国家，有拘束力的判例不是判决本身，而是判决理由。判决理由是从案件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法律原则或规则，或者说是对具体事实产生的法律问题应如何决定的法律解释和声明。意见通常由一位法官撰写，其他持相同意见的法官则表示赞同。据了解，美国最高法院大约有1/3到1/4的案件中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其它则由多数或相对多数进行判决。在意见不一致时，会出现“并存意见”（concurring opinion）和“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并存意见”指赞同结论但对法律推理和逻辑有不同意见；“反对意见”是反对法院判决的意见。这样，有些判决书会出现几种不同意见，令人读来饶有兴味。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法”追求理性和智慧的精神。尤其是反对意见体现了“历史长河中的生命力”（[美]庞德语）。事实上，许多令人关注的反对意见在若干年后成为多数意见甚至是一致意见。美国最高法院第十一任首席大法官休斯说：“作为终审法院，制定反对意见是对法律反思精神的诉求，是对未来智慧的诉求，它使得后来的判决可能纠正（持异议的大法官所认定的）法院所犯下的错误。”他还经常指出，我们不可能在法律的疑难问题上取得比在“更高层次”的物理学、哲学或神学上更多的一致意见。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意见”都是法官个人独立的署名意见，与我们的判决书的署名不同。

有不少人以为，英美判例法的哲学基础就是实用主义，因此法律也是杂乱无章，不象大陆法是以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为基础，因此可以构成体系化的成文法典。事实并非如此。在判例法诞生的早期，英国的大法官几乎个个都精通罗马法。正如美国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所指出的，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时期（他将这一时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英国具有与大陆欧洲共同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同一的法律传统形成了并立的两大法系，孰优孰劣并无多少讨论的价值。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仅仅在于：当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东方古国，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选择的是大陆法系，对同样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普通法所知甚少，对判例重视不够，这是否就是导致我们难以活化移植法律的重要原因？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普通法更重视法律的实施，更重视法官的作用。这对于我国极为重要，因为我国的民众更需要法官在个案的判决书中展示鲜活的法律灵魂。

近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法律理论问题得到了日益深入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形成以司法为中心的研究视点。这与我国法律的低实现度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确实，法学家面对司法现实有着说不出的无奈，最好还是做纯理论的研究。可是法学是独特的学科，即使是法理学也不能离开司法的视角。为什么？因为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焦点在于：法官就是会说话的法律，法院的判决书就是法律，法律帝国的首都就在法院。如果你是法律的摄影师，那么请将镜头聚焦在这里。

作为职业法律工作者，我曾经常遇到一些历时七、八年，审了十几遍的案件。从初审、上诉、发回重审、再上诉、再再审、终审、申诉、再申诉等等，直到最高法院。当事人不断地从败诉到胜诉，又从胜诉到败诉。案件的判决就象翻烧饼一样不断地改，可直到最高法院的改判都从判决书中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不难想象，这种案件的全部参与人，当事人、律师、法官等等，有谁会相信法律在这个案件中体现了尊严。抛开案件的背后是否有黑幕不谈，所有的判决书缺乏司法特有的法律论证是根本原因。沈阳刘涌案件改判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华东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海斌在这“一片哗然”中点到了要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判决书？这不仅是刘涌案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社会对正在进行中的司法改革提出的问题。在走向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一份旁征博引、法理透彻的判决书。总之，是一份充分尊重法律精神和人民知情权的判决书。”（《人民网\社会\社会观察》）。当最高法院将刘涌案划上句号的时候，我感到应当开始构思本文，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仍然没有说明和论证再改判的理由。刘涌案究竟应当怎么判，不是没有参加审判的我能妄断的。但我能评论的是，两次改判都没有详细说明理由。辽宁高院的判词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及“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而改判死缓；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原二审判决定罪准确，但认定‘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原二审判决‘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的量刑予以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纠正。”这些判词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什么是“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多大？是否不够大？“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是什么意思？是否根本排除了刑讯逼供？“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什么？刘涌案引起民众的广泛质疑和争议具有司法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它至少包含了要求法院能够交出一份“讲理”的判决书。

所谓“讲理”，除了一般含义以外，更主要的是指对于案件事实所应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不是对抽象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是根据个案事实将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活化。对于疑难案件，这种法律解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十分复杂。但这并不能构成否认司法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理由。因为在大量的、一般性的案件中，法律解释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不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法律本身是明确的。但在法律有空缺或含混时，法律解释构成疑难问题。这种疑难问题同任何其他学科的难题一样，必须由职业性的专家来解决，而不是不能解决。当然，这种解决不能是主观任意的，它的前提是对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否则法治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在法律的疑难问题上，因为解释者的解释方法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尤其是法律解释必须顾及决定他人生死或利益的后果，所以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赞同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当法典默不作声、含混不清或摸棱两可时，法律又如何统摄一切呢？本书通篇表述的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研究所得的一个答案：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根据这一见解，只有当我们确认并区分出政治价值中各种各样而且往往相互竞争的不同方面，识别并辩明复杂的法律判断中交织在一起的不同思路，以求某种阐释经全面考虑总的说比其他任何阐释都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叙述时，法律论证特有的构成和制约才能显示出来。”

这种判决书中应当具备的特有的法律论证技术是职业法律家经长期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推理专业训练形成的。美国制宪会议时的著名学者汉密尔顿认为：“法官的职务固定尚有一从其本身应具备的条件出发而产生的理由。常有明智之士论及：浩瀚之法典乃是关系自由政府优点的必然现象。为防止法庭武断，必有严格的法典与先例加以限制，以详细规定法官在各种案情中应采取的判断；由此易见，由人类天生弱点所产生的问题，种类繁多，案例浩如瀚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窥其堂奥。”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实际上就是法律家之治。因为法治将统治权力交给了法律，而法律的运行依靠法律家。韦伯说：“倘若没有有学识的法律专家决定性的参与，不管在什么地方，从来未曾有过某种程度在形式上有所发展的法。”历史已经证明，职业法律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法治的历史进程成正相关。这似乎是一个逻辑怪圈，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却本身又必须是法律家之治，即由法律家这样的“人”来治。其实关键在于，法律家是一种经过训练的独特的人，他们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和理性，不仅使他们要在感情和立场上忠于法律，而且要能够真正理解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样的“人”和人治的“人”是不同的。

有不少人以为，当我们的法官还不具备职业法律家素质的时候，要实现法官独立是可怕的，不仅不能做到司法公正，反而会出现大量法官滥用权力。这种认识只具备表面上的逻辑意义。究竟是等到法官具备了职业素质后再搞法官独立的制度，还是先建立制度才有利于法官职业化的形成？这是一个类似于鸡生旦还是旦生鸡的问题。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也不要低估中国法官的能力。问题在于智慧的用武场所何在？当办案法官根本不需要、也无权为案件负责的时候，谁也不会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他们的精力和才智用于何处，是我们当前在制度上应该考虑的问题，至少要明确方向。
中国的司法改革令人关注。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行的称之为“审判方式的改革”以来，我们取得了不少进步：主要是避免庭审走过场，加强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诉讼职权主义，扩大合议庭的权力，提高诉讼效率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改革使程序公正理念得以悄然兴起。但从司法活动的最终产品----判决（书）来看，可以说司法改革迄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判决书的武断无理的状况没有什么改进。以庭审为中心的制度训练了律师的论辩能力；而弱化诉讼职权主义的庭审方式则可以掩盖法官的无能。法官完全可以无视庭审中双方律师的雄辩，因为判决书不需要论理。尽管如此，律师仍然要在法理上下功夫，期望法官能采纳自己的观点。这与美国律师在办案中的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律师只需注重证据，注重如何影响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至于法理则无须长篇大论，因为法官比他们更懂，法官的判决理由往往是长篇大论。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领域内部的改革问题，也不仅仅是法学家要研究的课题。许多关键问题涉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也不是朝夕之间可以解决的。例如司法独立及保证独立的配套制度，违宪审查问题，司法行政管理问题，执行制度，司法监督制度，等等。许多具体的制度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改革显得甚为艰难。但也不能认为我们都无事可做，例如将律师资格考试扩大到整个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对于职业法律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例如，我们能否在判决书的写作（当然不是一个写作问题）上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如：最高法院有选择地发布的判例可以有拘束力，建立判决书独立署名制、允许发表不同判决意见，不准回避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和观点，公开发布、点评疑难案件，定期编辑出版优秀判决书文集，等等。我相信，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有效地限制司法的武断和暗箱操作，有效地加强法官的责任和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从而为进一步的司法改革奠定基础。同时我也相信，这些制度是目前完全能够建立和实施的。因为：第一，现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不许判决书“讲理”；第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是法律赋予的，解释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包括选择典型判例作为有拘束力的司法解释；第三、判决书的独立署名制和同时发表不同意见的做法不违背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权力的现行法律规定，即权力的行使没有改变，但判决书的署名改变了，谁是什么意见就在什么意见上署名。

我预言，如果说审判方式的改革使得司法领域开始重视程序正义的理念，那么我称之为“判决书制度的改革”将从司法最终产品的角度真正推动中国司法改革。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4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2010〕87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办法〉的通知》（鲁政办发〔2010〕45号）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租赁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建设（筹集）或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企业、其他社会机构投资建设（筹集），限定套型面积和按优惠租金标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及个人供应的保障性住房。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的规划、建设、分配、使用、管理及监督。
　　第四条 市、区县（包括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下同）房产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的主管部门，承担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监察、民政、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审计、规划、物价、税务、统计、人民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下同）、社区居委会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区县应当科学制订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公开公平，规范管理”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二章 规划建设和房源筹集
　　第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由市房产管理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的需求情况编制,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并作为年度建设目标任务分解的主要依据。
　　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主要包括：
　　(一)政府投资新建、改建、收购或在市场上长期租赁的;
　　(二)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以及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套建设的;
　　(三)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建设的;
　　(四)政府直管公有住房按照有关规定转换的;
　　(五)社会捐赠及其他渠道筹集的。
　　第八条 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集约用地的原则，统筹规划，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面向用工单位或园区就业人员出租。
　　第九条 住房困难职工较多的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经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利用自用土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优先向本企业符合条件的职工出租，但不得出售。
　　第十条 政府投资新建公共租赁住房以配建为主，也可相对集中建设。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应当纳入当地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
　　第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主要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既可以是成套住房,也可以是集体宿舍。新建的成套公共租赁住房, 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为主，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
　　第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筑设计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安全、环保要求。应按照规定建设相应的休闲、医疗、购物等公共服务设施，并与公共租赁住房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在交付使用前应具备供水、供电、供暖、燃气、电信等基本使用功能。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准许交付使用证明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三条 住宅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以及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应按不低于10%的比例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并应将配建面积、套型结构、建设标准等内容作为土地出让的前置条件，以合同的方式加以约定。
　　第三章 资金筹集与使用
　　第十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资金来源主要包括：
　　（一）国家和省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奖励和补助资金；
　　（二）各级财政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资金；
　　（三）企业和社会机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自筹资金；
　　（四）通过投融资方式筹集的资金；
　　（五）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入；
　　（六）社会捐赠；
　　（七）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十五条 政府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租金收入专项用于偿还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贷款，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的维护、管理和投资补助等支出。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产权人应当把租金收入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的维护、管理和投资补助。
　　第十六条 允许土地出让净收益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计提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用于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在确保完成当年廉租住房保障任务的前提下，应当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不低于10%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计提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统筹用于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包括购买、新建、改建、租赁公共租赁住房。
　　第十七条 积极利用贷款贴息引导社会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各区县所安排的公共租赁住房资金，可用于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贷款贴息，通过贴息方式，支持市场主体和社会机构从商业银行融资用于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第十八条 市财政部门会同房产管理、审计、监察等部门制定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加强建设（筹集）资金拨付、使用、核算及各项管理费用监管。市财政、房产管理部门每年依据当年租金标准、租金收缴情况及规定的支出范围，编制下一年度公共租赁住房收入和支出预算，经批准后实施。
　　第四章政策支持
　　第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予以优先保障。政府投资建设和面向经济适用住房对象供应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实行划拨供应。其他方式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可以采用出让、租赁或作价入股等方式有偿使用。
　　对利用存量土地的，在完成供地后，对冲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确需使用新增建设用地的，计划指标统筹安排，实行“点供”，应保尽保。企业利用自用土地建设公租房，原为划拨地的，暂不改变使用性质；原为出让地的，不再缴纳用地差价。
　　第二十条 各区县应当通过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加大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的投入。市财政以适当方式给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对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政策执行。企业在符合城市规划前提下，利用自用土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由市、区县房产管理、财政部门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配租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以检查考核的结果为依据，报经市政府批准后，予以适当补助和奖励。
　　第二十二条 鼓励金融机构按照人民银行、银监会有关规定发放公共租赁住房中长期贷款。探索运用保险资金、信托资金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拓展公共租赁住房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纳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范围。居住公共租赁住房的职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公共租赁住房房租。
　　第二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实行“谁投资、谁所有”，并在房地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上载明公共租赁住房性质；属于共有的，应当注明共有份额。在公共租赁住房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投资者权益可以依法转让。
　　第五章准入管理
　　第二十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主要包括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及新就业职工、新毕业大中专生中的住房困难人员和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十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范围和供应对象的收入标准、家庭财产标准、住房困难标准，由市房产管理部门会同民政、统计等部门根据各区县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水平，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报市政府批准后统一向社会公布，并按年度实行动态调整。
　　第二十六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家庭、个人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一）中等偏下收入家庭：
　　1.家庭成员至少1人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且户籍迁入年限在1年以上；
　　2.无住房或符合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标准；
　　3.人均年收入符合政府规定的收入标准；
　　4.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新毕业大中专生：
　　1.自毕业的次月起计算，毕业不满5年；
　　2.本人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住房且未租住公房；
　　3.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新就业人员：
　　1.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定年限的劳动合同；
　　2.本人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住房且未租住公房；
　　3.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外来务工人员：
　　1.持有就业地城镇暂住证(居住证)，且在本市市区居住满1年以上；
　　2.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或累计缴纳社会保险2年以上;
　　3.本人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住房且未租住公房；
　　4.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七条 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的，应提交下列材料：
　　1.《淄博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件、户口簿;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上年度收入证明;
　　4.婚姻状况证明;
　　5.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住房状况证明；
　　6.按照市、区县人民政府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八条 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家庭和个人应向户口所在地区县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街道办事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对申请家庭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区县房产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会同民政等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条件的报市房产管理部门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对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由区县房产管理部门组织摇号选房，由市房产管理部门向承租人发放《公共租赁住房资格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家庭和个人由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告知并说明理由。
　　新毕业大中专生、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申请用人单位自建集体宿舍、职工公寓、人才公寓等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人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用人单位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并报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和个人，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予以优先保障，同时可以申请廉租住房货币补贴。
　　享受廉租住房货币补贴的家庭和个人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按照市政府公布的各区县市场租金标准执行。
　　第三十条 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户主为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限申请承租1套公共租赁住房。
　　第三十一条 已享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保障、经济适用住房等政府住房优惠政策的家庭或个人,不得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第六章配租管理
　　第三十二条 政府直接投资建设或直管公房改建为公共租赁住房以及社会机构享受政府支持政策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由房产管理部门统一组织；企业自建的公共租赁住房，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有关规定自行组织配租，配租情况报所在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政府统一组织的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实行轮候制度, 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优先进行配租的人员，由房产管理部门通过公开摇号方式确定选房顺序，优先满足供应；然后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及人员再次进行摇号，确定选房资格和顺序，配租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配租对象选定公共租赁住房后作为承租人应与相应公共租赁住房出租人（产权单位或其委托的运营机构）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未按规定选择住房或签订租赁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第三十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期为3—5年。租赁合同期满后，承租人仍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续租。
　　第三十六条 政府统一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房产管理部门根据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和供应对象的支付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年度向社会公布。
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原则上由企业根据单位实际制定，但不得高于政府公布的房源所在区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并须报所在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应当明确下列内容：
　　（一）房屋的坐落位置、建筑面积、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
　　（二）租金及其支付方式；
　　（三）物业服务费、水费、电费、暖气费等支付方式；
　　（四）房屋用途和使用要求；
　　（五）租赁期限；
　　（六）房屋维修责任；
　　（七）停止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情形；
　　（八）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
　　（九）应当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八条 承租人应当合理使用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不得转借、转租、闲置、改变用途；不得擅自对住房进行二次装修、改变原有使用功能以及内部结构。因不当行为造成房屋和共用设施设备损坏的，应当赔偿。
　　第三十九条公共租赁住房的维修、养护、管理由产权单位负责,产权单位也可委托专业机构代为管理。
　　第四十条 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应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档案管理制度，对实施配租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做好收集、整理、归档工作，确保档案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市、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应及时建立个人住房保障电子档案，根据承租人享受住房保障变动情况，及时更新，实现公共租赁住房档案的动态管理。
　　第七章退出管理
　　第四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动态管理。区县房产管理、民政、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和拥有公共租赁住房的单位应对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的收入、住房、财产和人口变化等情况定期进行走访、调查，及时掌握其变动情况，对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收回其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
第四十二条 承租人购买、受赠、继承或租赁其他住房，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向其保障资格认定部门提交书面材料，并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退出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
　　第四十三条 租赁合同期满后仍需继续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应在合同期满前3个月提出申请。经复核后符合条件的，续签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期满未提出续租申请，或虽提出申请但经复核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合同约定时限内退出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暂不能退出的，给予1个月过渡期，过渡期内按市场租金收取房租，逾期拒不退出的，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取消其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资格。
　　第四十四条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共租赁住房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其承租的住房：
　　(一)采用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等方式，骗取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
(二)将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转借或转租、闲置、改变用途以及擅自与其他承租人调换的；
(三)累计6个月未按期足额缴纳租金的；
(四)承租人通过购买、获赠、继承等方式拥有其他住房的；
(五)不再符合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
(六)合同约定收回的其他情形。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 采取弄虚作假、隐瞒等方式，骗取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承租人，出租人可以收回其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区县房产管理部门记入个人住房保障诚信档案，5年内不受理其保障性住房资格申请。
　　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和有关人员，由房产管理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追究其责任。
　　第四十六条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配租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好处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 市房产管理部门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