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


襄樊政发[2006]25号

襄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襄樊市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襄樊市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6年5月25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襄樊市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房建设的规划管理，保障城市规划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襄樊市市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房建设，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市区、近郊区以及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个人住房建设系指符合下列条件的居(村)民个人或家庭投资新建、扩建和改建供其本人或家庭居住的低层建筑，包括新建、扩建和改建现有住房的围墙、大门、楼梯等附属构筑物或设施。

(一)独立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属证件的居民；

(二)由村民转为居民后，所在区域个人住房建设用地仍然是集体土地(宅基地)，并且按村民政策管理的居民；

(三)取得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属证件的村民。

第五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房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房建设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

两部门应当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共同做好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管理工作，具体办法由两部门另行制定。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及其国土资源、建设、房管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个人住房建设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房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城市近期建设要求，不得妨碍城市市容和市貌，不得阻碍交通，影响消防、电力、通信等设施安全，不得侵占城市道路、公共绿地、邻里通道，并妥善处理好给水、排水、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第七条 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房建设，实行分级控制。分级控制区范围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规划等因素划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每两年公布一次。

一级控制区：市区建成区、市政公用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经国家和省批准的开发区以及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域。

二级控制区：城乡结合部区域，以及重要集镇镇区。

三级控制区：在城市规划区内，一、二级控制区之外的区域。

一级控制区不得新建或扩建个人住房。确系危房，经房屋安全鉴定部门鉴定为“C级"或“D级"，不适宜居住的房屋，可以申请以原址、原合法建筑面积、原合法建筑高度维修或翻修。

二级控制区控制个人住房建设，不得零星新建个人住房。人均住房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可以申请就地扩建、改建，建筑层数不得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0米，每户建筑总面积不得超过300平方米，用地不得超过国土资源部门核定的范围。

三级控制区可以申请新建、扩建和改建个人住房。建筑层数不得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0米，每户建筑总面积不得超过300平方米，用地不得超过国土资源部门核定的范围，新建、扩建、改建附属构筑物或设施应当符合规划要求。

第八条 在一、二级控制区内的村民，因法定事由要求异地建房或符合分户条件确需建房的，结合城中村改造均纳入统一规划建设的住宅小区。住宅小区由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采取多户联建或统一开发等形式组织建设多层住宅楼，建设方式应遵循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的原则。

对进入小区的对象，由居(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提出审核意见，经市国土资源部门审查用地条件，在申请对象所在单位或所在居(村)委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5天。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在三级控制区内的村民异地建房或符合分户条件确需建房的，一律进入新村规划区进行建设，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再到国土资源部门办理用地批准书。村民持批准用地通知书按照本办法规定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房，建筑高度按新村规划要求控制，每户建筑总面积不得超过300 平方米。

对进入新村的对象的审核、审查和公示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第九条 城市规划区内村民个人建房严格执行"一户一宅"的规定。经批准异地建房的村民，必须拆除原有房屋及附属构筑物和设施，并退出原有宅基地。

第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下列区域或位置禁止进行个人住房建设。

(一)正在进行开发改造以及列入当年或近期城建改造计划的区域；

(二)城市道路规划红线控制区域；

(三)城市主次干路两侧妨碍城市景观的位置；

(四)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所划定的禁止建设区域、城市绿化用地、河流保护用地、公路、铁路、车站、码头、堤防以及有关市政公用设施规划控制的区域；

(五)因城市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区域。

上述区域或位置的个人住房经房屋安全鉴定部门鉴定为“C级”或“D级”，不适宜居住的房屋，房主是居民的，依法组织收购后拆除，具体办法另行制定；房主是村民的，按照本办法第八条不同控制区内村民异地建房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规划区内异地建房和符合分户条件的村民建房，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他个人住房建设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个人住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实行正、副本制度，副本除不得作为领取房屋权属证书的法律凭证外，与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因转让、出租自住房屋造成居住困难或将原居住房屋改为其它用途的，不得申请新建、扩建房屋。

第十三条 个人住房建设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一般程序：

(一)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

l、书面申请；

2、所在居(村)民委员会意见及四邻意见；

3、土地权属证明；

4、常住人口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5、房屋权属证书；

6、属一级控制区范围内的申请人，须提供房屋安全鉴定部门的鉴定书和原房屋照片；

7、其他有关的图件。

(二)个人住房建设申请由城区、开发区规划分局统一受理。受理后单独或会同国土资源分局20日内指派专人进行现场勘察，提出初审意见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对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村建设规划要求的，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含附图)，并在申请对象所在单位或所在居(村)委会和“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网站”上予以公示。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个人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后，应向市城市规划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放线，经核准签章，并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设施工许可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四)个人住房建设施工期间，应当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含附图)存放在施工现场备查。

(五)个人住房工程竣工后，建房者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含附图)向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现场规划验收。对验收合格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验收不合格的，依法进行处理。

(六)居民个人建房者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他有关

文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建房者应当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无法在期限内开工的，可以在到期日前30日内向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逾期未开工又未申请延期或申请延期未获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十五条 城市规划区内个人住房建设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中华人良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湖北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及《襄樊市市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

(二)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内容进行建设的；

(三)利用买卖、转让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

(四)利用失效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

(五)未经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放线、核准进行建设的；

(六)其他违反城市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第十六条 对已审批的个人住房建设项目，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放线之前通报给国土资源、建设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并继续加强审批后的监管工作，发现违法建设行为后，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建房者在接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后，必须立即停止建设，接受处理；继续建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或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对无理拒绝、阻挠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及有关单位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取贿赂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之外的乡（镇），以及各县（市）个人住房建设的规划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附件：




襄樊市城市规划区个人住房建设分级控制区范围划定





(2006—2007年)

一级控制区

一、襄城区：苏家园、闸口、东门、中山巷、昭明、荆州、大北门、杨家花园、四季青、西街、绿影壁、王府口、冯家巷、红花园、凤雏、长虹、檀溪、陵园路、民主路、铁佛寺、仲宣楼、胜利街、文昌门、南丽、擂鼓台及各企业社区居委会辖区，檀溪村委会辖区。

二、樊城区：建新路、前进中路、陈家营、茂盛、董台、春园路、洪沟、夏家台、代家台、美满、王家台、襄江、红光、肖家台、鹿角门、星火路、回龙寺、机坊街、马道口、梯子口、劳动街、大井台、定中街、水星台、永安桥、定中桥、望江、陈老巷、韩庄、十字街、友谊街、菜越、万户、汉江南路、赵家巷、高庄、刘埂、汉江北路及各企业社区居委会辖区。

三、高新技术开发区：小清河、春园路、汉江北路、邓城大道、城市快速路、樊北明渠围合的区域；东风公司试车场(含)、莲山风景区(含)、邓城大道、襄北铁路编组站、名城路、城市快速路围合的区域。

四、襄阳区：旭光路、唐白河、汉江、小清河、邓城大道、莲山风景区(含)、316国道围合的区域；襄北铁路编组站以西、邓城大道以北、小清河以东、襄阳城区区界以南围合的区域。

五、鱼梁洲经济开发区辖区、隆中风景区核心景区。

二级控制区

一、襄城区：王家洼、庞公祠、观音阁、麒麟、营盘村委会辖区。

二、樊城区：贾洼、衡庄、施营、七里桥、王家寨、乔营、东村、西村社区居委会；太平店镇镇区。

三、高新技术开发区：团山镇、米庄镇镇区。

四、襄阳区：城市快速路、唐白河、旭光路、316目道围合的区域。

三级控制区

在城市规划区内，一、二级控制区之外的区域。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教授、主任




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令人欣慰、令人振奋，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新曙光，特别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一、乌坎事件有其全国性的制度根源，它的合理解决也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
　　乌坎事件的根源和核心实际是村民自治问题，事件获得合理解决的最大关键也正是在于肯定了通过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性，即对村民自治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虽然这一“临时代表理事会”将来肯定会为正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所取代，村支部将来也会重新选举产生，但是，如果没有意外，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肯定就会从此建立起来了。
　　虽然“乌坎转机”本身还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同时更对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彻底落实和保障村民自治、普遍实现“村民当家做主”具有全国性的示范和先导意义。
　　这是因为，乌坎事件的爆发不仅有其特定的具体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国性的普遍根源。这种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颇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落实。在许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在村里真正当家做主的不是普通村民，而是村支书或村长及其助手。这些人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严重侵犯村民的切身利益，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众所周知，乌坎村事件也是因为村支部和村委会大肆侵犯村民利益而爆发的。
　　不仅如此，这种“村民被治”和村民利益遭到严重侵犯的现象，实际还有其更深刻的制度根源。
　　不难想象，如果遵循民主程序，当几乎全村13000名村民都起来反对村支部和村委会时，只是通过平和的改选就足以解决问题了，根本就不可能爆发如此严重的官民对峙和警民冲突。那么，为什么这种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情又把地方政府牵涉进来了，形成了那么大的风波，以至于高层领导都不得不介入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比较直接的制度原因来说，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村干部专横、掠夺、村民被迫奋起反抗的对抗局面，一是因为村内选举被少数人所操纵，选举是假选举，或者是选举舞弊很严重，致使“村民当家做主”无以实现，真正实现的只是“村干部当家作主”。二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安排村级分权制衡体制，以至于每次或真或假的选举产生的都是握有不受制约权力的村干部，他们在两次换届选举之间就是村级独裁者，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通过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发财，然后再用这笔不义之财向上贿赂地方官员，以谋得其对自己连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对村民实行贿选，以直接实现当选和连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权钱结合的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的特殊利益的生产线，以至于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都对此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再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许多村级选举会被少数人所操纵、以至于许多地方都是“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现象呢？在这里，除了纯粹地方性的原因外，也有两种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和体制原因。
　　一是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历史惯性下，仍然缺乏放手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放手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思想准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以党治民”、“以党控民”，想以党的系统直接控制社会细胞，控制到村和居委会，想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通过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级权力。这就必然会与村民的自治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自上而下地干预、操控村级选举、破坏村民自治的种种不良现象，必然会使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从而使村级腐败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村民与严重腐败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越来越大，使农村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使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问题越来越扩散为了官民关系、党群关系、警民关系问题，也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这次的乌坎村事件显然也是这种思想惯性、体制偏差及其普遍逻辑的具体产物，因而也是全国诸多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具体案例。
　　二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必然导致严重恶果。现在的乡镇级和县级选举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之后形成的权力结构又不是分权制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这就使之也成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村级权力与乡镇级、县级权力紧密相联，这就很容易出现这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相互利用、以权谋私、共同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利益较多的城乡结合部等涉及土地问题的地方，就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使县级以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通过县级和乡镇级权力一直连结到村级村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长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而这个利益链条的基础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这个利益链条所要鲸吞的也主要是农民的土地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总想以村支部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层原因。这就更与党的性质和任务背道而驰了。至少在客观上，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这是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样，通过这种或长或短的利益链，一方面，上面的腐败官员得以通过腐败村官从村民手中攫取非法利益，而且经常是获得整个非法利益的大头。另一方面，腐败村官也得到了党政机关中的有关腐败官员的撑腰，从而既能“顺利当选”、“连选连任”，又能在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和抗议中“巍然屹立”，因而也就可以持续不断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又不遭殃。我们在乌坎村事件中看到的实际也是这种现象。将来事件查清后，更可以具体地证明这一点。这就进一步表明，乌坎事件是有其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的，因而也是全国同类事件的一个缩影。
　　乌坎事件的这些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在一系列的思想偏差、体制偏差和体制漏洞下，村民自治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乡村专制体制；于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共同祸害村民的事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由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对乌坎村事件的合理解决中，充分尊重和肯定村民自治，支持和帮助村民当家作主，从而也开始调整了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也就不能不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和先导意义。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它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良好开端。它是在危机中打开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由此发展下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将开始进入新阶段。
　　二、农民民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村民自治的新发展，先进地区的新发展必然预示和引领全国新潮流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地区。先进地区历来都是首先出现发展中的新问题的地区，又都是首先解决这种新问题的地区，因而也是开风气之先和引领历史潮流的地区。这在世界范围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在解决新问题的新方向、新思路、新方法方面是这样，在从根本上解决新问题的制度建设方面也是这样。这也使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乌坎事件的出现和合理解决无疑有其较先进地区的特殊根源，这就是农民民权意识的较早觉醒和相对较高的维权能力。
　　我特别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的下述事实：
　　从1970年至今年，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已经连任此职长达41年之久。他是乌坎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他在讲到村里的土地问题时就曾公开说过：“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最近几年来，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将村里的几千亩（一说上万亩）土地陆续贩卖出去，卖地所得达7亿多元，而给村民的补助款只有550元，其余全被当地官员和村干部所私吞。薛昌和十几位村干部都盖起了被村民称为“别墅”的二层楼。他也成为了一些市府官员的“财神爷”和座上宾。
　　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乌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对于这位长命书记的路径依赖。四十岁左右的村民从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书”。村民们对这位长命书记的贪赃枉法多是默认和容忍。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选票的样子，但村里却总会贴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连任村支书了，其间的舞弊可想而知。今年他又“做票”造假，声称自己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人大代表。多年来，村民对此的反应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赚我的钱”。这就默认和纵容了薛昌等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村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村干部。但当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后，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近几年来，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村干部们正在对村里的土地玩“监守自盗”的把戏，越来越感觉必须起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直到今年，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而，他们又在较为先进的大环境中，继续学习和加深了对于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主要诉求。
　　由此，在集会游行中就出现了“还我人权”、“ 反对独裁”、“开放选举” 等横幅。
　　由此，就出现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维权抗争。只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为。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从而真正开始实现了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
　　由此，整个乌坎事件才得到了一个赖以获得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合理解决的基本前提条件。
　　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较高水平的基层民主的发展正是较先进地区首先出现的新事物。
　　虽然现在在较后进地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经济社会根基显然不如乌坎村所在的广东地区深厚，它所达到的水平也都不如乌坎村。
　　乌坎村的这种民主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而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于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也顺应了这种历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这种先进地区的官民结合的新变革也就不能不成为了我国村民自治建设和整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曙光。
　　三、“乌坎转机”在我国宪政民主建设中的主要意义概括地说，这种意义至少有三条
　　一是它再次启示我们，正如小岗村实行的承包制是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一样，乌坎村实行的“村民当家做主”的基层民主也是解决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
　　诚然，面对群体性事件，不再以“对手思维”去解决，而是以“认真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诚恳态度去解决，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确实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国性的重要示范意义。但是，既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导致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应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着手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而不是总是不得不去充当疲于奔命的救火队。
　　所以，在广东省合理解决乌坎事件的各种新型举措中，最根本、最有长远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举措，就是打破了“必须以村支部为中心”的事实上的禁忌，充分地尊重和肯定了村民自治。这在实质上已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实质也正是彻底实现和保障村民自治，即毫无保留地尊重、支持和保障“村民当家做主”。
　　“村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农村的具体形式，就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疑应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广。唯有如此，曾经向农民承诺的“社会主义天堂”才能切实降落到人间，当年农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才能得到应有的报偿，无数为解放人民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才能在地下安眠，执政党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合法性也才能够得以恢复和重建。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农村真正有效地构建起和谐社会，才能大幅度地减少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也才能使党政机关恢复其本来应有的秩序与安宁。
　　二是它启示我们，落实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即解决好农村地区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邓小平年谱》，第379页）
　　他更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8页）
　　他还明确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邓小平年谱》第685页）
　　邓小平所说的“党政分开”实际还包括了“党与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分权”这个重要内容。他说：过去“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把那些各级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放在下面，放在……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这样就能使这些事情“可以很好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287页）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这些内容已经为解决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南，这就是：
　　（1）农村应该实行民主选举，实现村民当家作主，杜绝村霸现象。
　　（2）农村应该实行村民自治，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党去包办代替，更不是党在农民头上强迫命令、称王称霸。
　　（3）党的农村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村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