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财政监督条例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5月27日经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强化财政监督，维护财经秩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与本省各级预算内外收支相关、接受财政管理的部门和单位，均须接受财政监督。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部门）依照财政管理体制和财务隶属关系实施财政监督。必要时，上级财政部门可以将其财政监督的有关事项委托给下级财政部门办理，也可以对下级财政部门的财政监督事项直接实施监督。
第四条 财政部门依法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
（一）本级各部门和单位的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
（二）本级预算收入征收部门的征收和解缴；
（三）国库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和预算支出的拨付；
（四）本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
（五）预算外资金收支及管理；
（六）财务会计制度的执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执业质量；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财政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依法对下级人民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实施监督。
第五条 财政监督可以采取审查、稽核、检查等方式进行。
财政监督一般与日常的财政、财务收支管理结合进行，也可以开展专项检查或者综合检查。
第六条 财政部门实施财政监督检查应当组成检查组，并向被监督单位下达检查通知书。
第七条 财政监督检查组有权查阅被监督单位与财政、财务收支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向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核实现金、有价证券、实物等资产。
第八条 被监督单位应当接受财政部门依法实施的财政监督检查，如实提供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基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
第九条 财政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廉洁自律，秉公执法。在依法执行职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和被监督单位的商业秘密。
财政监督检查人员与被监督单位或者监督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被监督单位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十条 财政监督检查组应当根据检查情况向本级财政部门提交财政监督检查报告。财政监督检查组提交财政监督检查报告前，应当与被监督单位交换意见。被监督单位对财政监督检查报告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5日内提出，检查组应当进一步核查、取证。
第十一条 财政部门收到财政监督检查组提交的财政监督检查报告后，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依照有关程序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监督检查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应当制定计划，相互衔接。必要时，可以由同级人民政府进行协调。
有关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检查结论能够满足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履行职责需要的，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加以利用，避免重复检查。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严格执行财政法律、法规，加强对预算内外资金使用的管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各级征收部门、国库和有财政收入上缴任务的部门和单位，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截留、侵占、挪用财政收入，不得擅自将预算收入存入国库之外的过渡性账户。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举报。财政部门对举报的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及时查处，并为举报人保密。
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对举报有功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五条 财政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财政、财务收支文件，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纠正或者予以撤销；对有违法收入的，责令其退还；对无法退还的，予以收缴；对有违法支出的，予以追回。
第十六条 被监督单位拒绝财政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
国家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对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对有财政拨款的，财政部门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暂停拨付或者核减与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对已经拨付的，财政部门可以责令其暂停使用或者予以收回。
第十八条 被监督单位对财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九条 财政监督检查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2000年5月27日
追诉时效延长及中断的思考

卢均晓* 杨智铭**

[摘 要] 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本文通过对我国追诉时效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有关立法例的分析，认为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关键词] 追诉时效 时效延长 时效中断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中时效制度的一种。刑法上的时效制度实质上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它要求国家机关对犯罪人及时行使刑罚请求权，否则将因超过时效而丧失这两类权力。
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八十九条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其中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八十八条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延长——由于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追诉期限无限延伸的制度。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则规定了追诉时效的中断——在追诉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已经过去的时效归于无效，追诉期限从法律规定的事由发生之日起从新开始计算的制度。综合分析一下我国关于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 追诉时效的延长
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追诉时效的延长从各国立法例来看主要是防止犯罪人在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但是追诉时效的延长并非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又实施逃避侦查的行为，致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起诉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追诉时效延长之规定，在追诉时效期间过后追诉权归于消灭，对该犯罪行为不可追诉。无疑这对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利的，同时还会鼓励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所以追诉时效的延长是完全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处理这种情况时采用“逃避侦查或起诉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来规定，这对于刑罚价值的实现似乎“过犹不及”。虽然对于那些不思悔改，逃避侦查的犯罪分子在时效上作一些延长和变通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对时效的延长不作任何限制，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首先，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犯罪，无论轻罪还是重罪只要是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刑事追究的，在其死亡之前的漫漫岁月里时刻承受着被起诉的“危险”，这种负担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人来讲无疑是过于苛刻。实际上犯罪人逃避刑事追究后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对其无疑也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包括道义与身心两个方面。其次，从司法机关行使追诉权方面来看，犯罪后经过的时间越长，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即使侦破，犯罪人可能早已成为一名守法公民，或已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追诉权虽仍具有效力，但实际上却是难以行使，即使行使也难免有悖法之本意，其综合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追诉时效的延长是正确的，但应该有个限度。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阿尔巴尼亚刑法典的立法经验。该国刑法典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犯罪的人在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将本法典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期限延长一倍，但是不能超过二十五年。这种立法模式在惩罚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充分反映了对犯罪人的改造与教育、打击与保障的平衡，兼顾了犯罪人之合法权益，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检察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亦不甚恰当。我国刑法思想长期受苏联刑法观念的影响侧重于对被害人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某些方面却漠视了犯罪人的人权。而八十八条的规定无疑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其立法合理性有待分析。“行为人只对其行为负责”如果说由于犯罪人逃避审判而导致时效延长还是符合立法精神，那么因为司法机关本身的原因却使时效延长无疑是侵犯了犯罪人的权利。让一个盗窃犯去承担与杀人犯相同的追诉期限，又有谁会认为这是“罪刑相当”。所以由于司法机关失职造成的不立案应由司法机关自己承担责任。否则不仅对犯罪人不公平，也是对司法机关的放纵。
二、 追诉时效的中断
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有犯罪的，前罪的追诉期限从后罪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表明，在我国，中断时效的法定事由是“又犯罪”。所谓“又犯罪”包括故意犯罪、过失犯罪、重罪、轻罪、与前罪相同的罪和不同的罪。即无论又犯什么罪，前罪的追诉期限立即中断，其追诉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从新计算。 笔者认为这一理论违反了当代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与刑法的目的、功能、价值、效益并不一致，存在诸多不合理性。
在理论上，我们一贯强调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一旦犯罪，犯罪人即要在短时间内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会起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所以及时性应为刑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公正与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推迟刑罚则只会使人感到对该种刑罚的恐怖。”刑罚在时空上的拉长致使人们对犯罪的恶性从感性方面已经淡薄。“它造成的印象不象是在惩罚倒象是在表演，并且只是在那种本来有助于增加惩罚感觉的对某一犯罪的恐怖心理已经减弱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以上是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在分析刑罚适用时所做的论述。同时边沁还指出“对意志毫无作用，因而无法预防相似行为之刑为无效刑。”笔者认为，丧失及时性的刑罚其本身即是无效刑。而追诉时效的中断对丧失及时性刑罚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空间，从而使许多犯罪面临着数年后才会到来的刑罚。这样的刑罚不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会引起的反感以及对犯罪人的同情，造成刑罚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造成追诉时效中断的原因上看，造成时效中断的“又犯罪”既没有区分犯罪的罪过，又没有区分犯罪的性质，而实质上这一规定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首先，犯罪的罪过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我国刑法在关于累犯的问题上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而规定过失犯罪者不构成累犯。可是追诉时效中断这一问题上的规定却未为完善，我们认为应当将刑法条文作一定的修改，即从“又犯罪”中剔除过失犯罪的情形。因为以过失犯罪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之一，实际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一个守法公民与一个正处在追诉时效期内的犯罪人相比较，如果二者同时犯过失犯罪，难道能断言前者的主观恶性明显少于后者吗？其次，就犯罪性质而言，笔者认为，除非二者之间存在着犯罪性质的相同性，否则不宜引起追诉时效之中断。犯罪性质纷繁多样，实质上就是犯罪侵犯客体（直接客体）的多样性。在追诉时效延长这一问题上应该区分犯罪直接客体之不同，而不应以一般客体代之，否则易引起以偏概全。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刑罚的目的针对犯罪人而言为特别预防，即预防再犯罪，消灭犯罪可能性。正是基于此认识我们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因为我们认识到犯罪人在这方面的主观恶性仍未消灭。譬如：甲犯为正处于追诉时效期内的盗窃犯，如若其再犯盗窃罪则我们可因其仍未丧失针对财产权方面的侵犯可能性可将追诉时效延长以矫治其恶性。但如果甲犯后犯之罪为杀人罪，其侵犯客体为生命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将盗窃罪追诉时效延长则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无任何必然性。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看，朝鲜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刑法都是以犯有同类罪行作为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总之，追诉时效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其出发点在于为刑法所力不能及的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置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性措施，以期犯罪人能够在此期限内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达到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效果。因此追诉时效期限不宜过长，而且其延长和中断亦应有一个理性的标准，从而寻求国家利益与犯罪人合法权益之最佳结合。

卢均晓，男，1980年5月生，山东威海人，中共党员，法学学士，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联系电话：0535-3011025，电子信箱：lujunxiao@sina.com。
杨智铭，男，1979年12月生，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