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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时间:2024-07-26 00:47:4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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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质[2009]87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中央管理的建筑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积极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组织修定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九年五月十三日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明确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内容,规范专家论证程序,确保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积极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筑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和拆除等建筑安全生产活动及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是指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作业人员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见附件一。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以下简称“专项方案”),是指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基础上,针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单独编制的安全技术措施文件。

  第四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办理安全监督手续时,应当提供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和安全管理措施。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第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编制专项方案;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见附件二。

  第六条 建筑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其中,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深基坑工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等专业工程实行分包的,其专项方案可由专业承包单位组织编制。

  第七条 专项方案编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程概况: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概况、施工平面布置、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二)编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及图纸(国标图集)、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数、工艺流程、施工方法、检查验收等。

  (五)施工安全保证措施:组织保障、技术措施、应急预案、监测监控等。

  (六)劳动力计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

  (七)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第八条 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部门组织本单位施工技术、安全、质量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方案应当由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专业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

  不需专家论证的专项方案,经施工单位审核合格后报监理单位,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核签字。

  第九条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下列人员应当参加专家论证会:

  (一)专家组成员;

  (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

  (三)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相关人员;

  (四)施工单位分管安全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专项方案编制人员、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五)勘察、设计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第十条 专家组成员应当由5名及以上符合相关专业要求的专家组成。

  本项目参建各方的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家论证会。

  第十一条 专家论证的主要内容:

  (一)专项方案内容是否完整、可行;

  (二)专项方案计算书和验算依据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范;

  (三)安全施工的基本条件是否满足现场实际情况。

  专项方案经论证后,专家组应当提交论证报告,对论证的内容提出明确的意见,并在论证报告上签字。该报告作为专项方案修改完善的指导意见。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论证报告修改完善专项方案,并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后,方可组织实施。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相关专业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

  第十三条 专项方案经论证后需做重大修改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论证报告修改,并重新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专项方案组织施工,不得擅自修改、调整专项方案。

  如因设计、结构、外部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修改后的专项方案应当按本办法第八条重新审核。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工程的专项方案,施工单位应当重新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五条 专项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向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指定专人对专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和按规定进行监测。发现不按照专项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立即整改;发现有危及人身安全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定期巡查专项方案实施情况。

  第十七条 对于按规定需要验收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列入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应当针对工程特点、周边环境和施工工艺等,制定安全监理工作流程、方法和措施。

  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应当对专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理;对不按专项方案实施的,应当责令整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建设单位接到监理单位报告后,应当立即责令施工单位停工整改;施工单位仍不停工整改的,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专业类别建立专家库。专家库的专业类别及专家数量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设置。

  专家名单应当予以公示。

  第二十一条 专家库的专家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诚实守信、作风正派、学术严谨;

  (二)从事专业工作15年以上或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第二十二条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专家资格审查办法和管理制度并建立专家诚信档案,及时更新专家库。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提供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和安全管理措施,未责令施工单位停工整改的,未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施工单位未按规定编制、实施专项方案的;监理单位未按规定审核专项方案或未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施监理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原《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和<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法>的通知》(建质[2004]213号)中的《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法》废止。

  附件一: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附件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附件一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一、基坑支护、降水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或虽未超过3m但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复杂的基坑(槽)支护、降水工程。

  二、土方开挖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工程。

  三、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大模板、滑模、爬模、飞模等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5m及以上;搭设跨度10m及以上;施工总荷载10kN/m2及以上;集中线荷载15kN/m2及以上;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三)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四、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KN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二)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三)起重机械设备自身的安装、拆卸。

  五、脚手架工程

  (一)搭设高度24m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二)附着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

  (三)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四)吊篮脚手架工程。

  (五)自制卸料平台、移动操作平台工程。

  (六)新型及异型脚手架工程。

  六、拆除、爆破工程

  (一)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工程。

  (二)采用爆破拆除的工程。

  七、其它

  (一)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人工挖扩孔桩工程。

  (四)地下暗挖、顶管及水下作业工程。

  (五)预应力工程。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尚无相关技术标准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附件二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一、深基坑工程

  (一)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二)开挖深度虽未超过5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筑(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二、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一)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8m及以上;搭设跨度18m及以上,施工总荷载15kN/m2及以上;集中线荷载20kN/m2及以上。

  (三)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点集中荷载700Kg以上。

  三、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0kN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二)起重量300kN及以上的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高度200m及以上内爬起重设备的拆除工程。

  四、脚手架工程

  (一)搭设高度50m及以上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二)提升高度150m及以上附着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

  (三)架体高度20m及以上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五、拆除、爆破工程

  (一)采用爆破拆除的工程。

  (二)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

  (三)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

  (四)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控制范围的拆除工程。

  六、其它

  (一)施工高度50m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跨度大于36m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跨度大于60m及以上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开挖深度超过16m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地下暗挖工程、顶管工程、水下作业工程。

  (五)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尚无相关技术标准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法律援助条例》施行之日的随想
——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难以推行的剖析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于2003-07-3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于动作大约有3-5年,通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广大律师已感到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难、办案不易、办案经费无处落实、劳动报酬全无、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一般民众不信任刑事案件的法援辩护律师及辩护效果。为此,在《法律援助条例》施行之日,将所遇到的、想到的有关问题提出,并作浅析。

●关于法律援助的基本含意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解释】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主体——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包括律师、公务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
【而《法律援助条例》规定】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根据第三条的规定,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律师”,律师只是具体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参与人之一。这相当于政府的某项拨救济款工作,由财政局具体工作人员发放,此时政府是主体,款是政府给的,而不是财政局工作人员给的一个道理,具体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拨发救济款行为的的主体。
【近期报刊媒介对“法律援助实质”的表述】
法律援助,即请律师辩护“政府买单”。
这种表述是完全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宗旨与规定精神的,同时一语道破法援的实质。说明媒体对条例的理解与认识是十分准确到位的。遗憾的是,目前政府对于法律援助并未支付一分钱给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的确未“买单”,但这“单”不一定是政府在买,而实质是社会民众在买单。这与当前我国社保缴费一样,本应政府付款,而现在是由企业与职工个人在承担一样。我们可以想到,政府就法援经费肯定是拨了专款的,但这款是司法行政机关用在设备上、纸张上、活动上,中心人员工资报酬上,而未向律师支付。因此,对于具体案件要发生的必须费用一般是由承办律师支付了,国家、政府、司法局、法院均不支付。

●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质
在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将其本应承担的司法救济行为义务,转移到广大法律工作者。司法救济行为,本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包括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是行为人,即行为主体。其次,司法救济行为无非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渠道,二是费用;解决这两个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理应不再存在实质问题。
目前从法律规定上,司法机关从面上保证了司法救济的渠道,或称通路。对于这点,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交诉讼费,一般不可能,得到法援的可能性太小太小。也就是将原我国刑法制度的法院指定辩护转换到了法律援助辩护。关于费用,这是个多方面问题,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支付?以一个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来讲,必须发生的费用有:1、指定辩护人费用,80年代四川省地区省会城市大约为人民币15元,当时的硬壳《红塔山牌》香烟为人民币5.5元一盒(市场通价),也就是说,法院给的指定辩护费不足以买三盒;2、阅卷复印资料费,对于刑事案件,目前成都法院采取复印阅卷方式,即辩护人到法院阅卷时,法院将可以给律师的诉讼卷中的证据卷在法院指定地点进行复印,律师支付复印费。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内复印资料,一般出具的是具有与白条相同性质的普通收据,本人目前还未见到使用发票的情形,且复印A4纸一页,街上小店一般为人民币0.25元-0.30元,法院通常而收0.5元一页。假设一般中等工作量案件,以复印100页计算,复印费合计为人民币50元,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支出。在法院指定辩护时,这费用也是律师来支付。3、会见被告交通费,目前大城市的看守所一般远离城市,辩护人会见被告必然要产生交通费。
●另一方面,国外不少国家对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事务,通行由国家律师或称公职律师办理,而公职律师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支付的。而我国目前没有公职律师。而自从有了法律援助后,法院连指定辩护费也省了,这样的援助实质不能称之为司法救济,而是社会民众救济。因法律援助的费用与主体为社会人员而无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行为。因此,从此目前的实质,不少报刊称“法律援助”为“政府买单”的说法,实属信口开河。
从前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立法有两个常见现象:1、法律调整范围是政府行为的,即使具备条件了,也不颁布;对民众有利的法律,不具备条件也要颁布。这种立法的作为与不作为,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无可依性,也就相当于没有法律的效果。目前法律援助条件是,司法行为主体不支付费用,公职律师制度未实行,法律援助中心也不支付费用(注:本文“费用”不包括律师报酬。本来就是极少的费用,国家与相关机构都不愿意支付,律师报酬就压根不要想)。
结论: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具体法律意义,或者说与原立法者的初衷相违。愿《条例》上设立的法律援助早日出现。

●“法援案件”成为律师与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两难问题
●对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而言,对于目前律师执业而言,从经营体制与模式而言,是完完全全的“下海”。因此,律师执业是自己创业、挣钱来要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此时律师事务所处于无奈,也只好将一个所内全体执业律师进行排队来承担援助案件的代理事务,不少律师事务所考虑到在单个案件上律师付出太多,采取给予每个法援案件100-200元补贴了事。
●由于案情复杂,或者有可能辩护无罪的案件,当事人一般能支付律师辩护费,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辩护。在此情形下,大部份都是性质较为严重,案情复杂,法院或司法机关都已有定论的案件自然就不愿意委托律师辩护,法院再不愿支付费用,这些案件自然必到了法律援助中心,成为法援案件。如笔者在2000年办理的,一个涉嫌故意杀人的法援刑事辩护案件,被告为20来岁四川区部地区农村女孩,在一家军人家庭中为其孙子当保姆,最后因记恨主人当初承诺为其在成都找工作未兑现,将其孙子砍了数刀。该案伤者在上海整形治疗已花了数万元,审查阶段时,承办检察官曾找来被告父母亲,希望能支付一定赔偿金为孩子支付巨额医疗费,但被告家中实在太穷,无力支付这对于农村人而讲的“天文”数字。在庭审辩护律师发现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问题,但中院法官根本予理睬,结果一审判了死刑。由此可见,由于案件性质本身就严重,法援案件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或者说可能性太小。因此从律师与事务所角度而言,实际上都面临上有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下有办案难而无果,加之没有经费,因此都不愿意办理这类案件。

结论:必须落实责任、公开国家专款、让费用用于律师办案、办案律师必须获得劳动报酬。在有条件的可能下,实行公职律师制度。



Stratic Advic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vestment in Asia

苏冉


IssueⅠ: Legal framework of protection on software copyright in P.R.C and Singapore
A) P.R.C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a’s astonishing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specially after the entrance to WTO, China has steadily improved its legal framework on Software Copyright by checking and clearing large-scale regulations both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Frankly speaking, China joined in three vital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elate to copyright: the Berne Convention , TRIPs and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Moreover, China and US signed MOU especially for software in January 1992. All these Conventions are regarded as a milestone to reflect China’s dramatic promotion and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build a satisfactory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software investors.
Similarly to US, P.R.C has chosen to protect software under copyright law rather than trademark, patent, or contract law. One year after Copyright Law Amendment in 2001, Chinese Council corrected its software-specific “Computer Software Protection Rules” , to deal with new problems prevailing in software protection nowadays. Under the Rule, software is defined as two particular types: computer program and thei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Furthermore, since MOU came into force, computer software is protected as a literary work. Thir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al nation treatment here, foreigner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connecting factor”, to sum up, either first publication or nationality/residence of the author in China or in any of these countries ,between the work and China or a country who is a member of the WTO,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So, despite your software products first being published in US, you can still enjoy the original copyright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on in China.
Except from the above rules, other laws also have supportive stipu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software copyrights as follows:
(a)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ivil Law, the country’s current basic civil law, has authorized the author’s copyright in general;
(b)The Criminal Code has a section of articles referring to piracy offences, with “Dual Punishment Principle” in front of copyright encroachment;
(c)The newly amended Foreign Trade Law (adopted in Feb).

B) Singapore
The general legal framework of software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Singapore is almost the same as P.R.C, but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Actually, different from P.R.C based on Civil law background, laws and litigations in Singapore are principally modeled on the English system under Common law system till nowadays. Pursuant to certain legal revolutions, modern copyright legislation contains the sam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s P.R.C: the Berne Conventions,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and TRIPs. But, Singapore signed ASEAN Framework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operation and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s a member of ASEAN. Turning to its domestic laws, the latest Copyright Act 1999(revised edition) is the principle one, with some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for enforcement. And it also definites software program into literary work under protection. In addition, Singapore owes large resources of case laws so as to make its legal conditions more particular than that in P.R.C.
The amended Act is first purposed to addres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copyright material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provide legal certainty for the use of copyright in cyberspace. For instance, the extension of concept “reproduction” .Second, the Act plays another role in enhancing performer’s rights, offering two new defenses to allegation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refore, merely surfing the Web doesn’t constitute softwar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f it’s necessary to browse. Even , Singapore passed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8 to give statutory protection of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At these points, Singapore seemingly forwards a step further than P.R.C, declining its attention on encouraging the growth of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promoting E-commerce and creative innovations. Last but the most significant point,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 signed a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on May 6th 2003, and entered it into force from January 1st 2004. Virtually, this is the first FTA between US and an Asia country .So it’s doubtlessly the greatest advantage for Singapore to attract US investors, apart from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ey would encourage the entrepreneurship, investment, job creation and growth in our ow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well as set the stage for Singapore’s emergence as a global IP hub.

Issue Ⅱ: Implementation on Software Copyright Law in P.R.C and Singapore
Sufficient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is more useful and practical than recorded documents, with no exception to P.R.C and Singapore.
(ⅰ)Role of Government
A)P.R.C
Learned from Annual Report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by the head officer Jingchuan Wang in TableⅠ , you can see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at various levels mak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encouraging innov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gulating market order, and even improving the opening-up polic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eople’s Courts, the People’s Prosecu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Centre and Public Security compose the backbon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pyright law in China with civil remedies, criminal sens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such as fine. And border enforcement assistance to copyright owners by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s also available.
TableⅠ:
The Administration on Software Copyright In P.R.C
Year Registration Prosecute Cases Resolved Cases Resolved Cases Rate Seized Pirates(M) Top 1 Region of Piracy
1999 1,041 1,616 1,515 93.75% 20.14 Shenzhen
2000 3,300 2,457 1,980 95.30% 32.60 Guangdong
2001 4,620 2,683 2,327 97.52% 61.75 Guangdong
2002 4,860 2,740 2,604 99.02% 67.90 Guangdong
2003 5,020 6,120 5,793 97.64% 73.28 Beijing
Statistics from NCAC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Centre
Fortunately, China has begun to regard software as an industry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while formulating effective policies in areas including anti-piracy and anti-monopoly. To adapt to the legal framework, China has shifted its attention upon educating software us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law.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being asked to show a good example in using copyrighted software only and make software budget each year”. For example, Beijing, Shanghai, Guangdong buy over 3,000 software products every year through public bidding. What’s more, the National Softwar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gulation will probably act in the near future. Eventually, Chines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treat all software companies equal in P.R.C, no matter domestic or foreign countries.
Nevertheless, given China’s vast geography and population, it would be an awesome task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manage pirating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 the lack of judicial expertise,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rial outcomes, and large costs, litigation in Chinese courts remains a risky and expensive response to Chinese copyright violations. Another administrative difficulty arises from the increasing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ch of China's copyright enforcement takes place at the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acks the resources and control to effectively monitor nationwide pirating activity and to impose national enforcement policies.

B) Singapore
Switching to Singapor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is its senior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nd it leads Singapore to the success in copyright infrastructure. Singapore has announced a number of meaningful standards through requirements for tough penalties to combat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including, in civil cases, procedures for seizure and destruction of pirated and counterfeit products, and a requirement to provide for statutory and actual damages to remedy such practices. There has been a rule in Singapore that government could only allowed to use copyrighted software since 1996. In order to obtain efficiency, Singapore maintain civil remedies and criminal penalties for circumvention of technology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it also has in place implementation allowing for border seizures of infringing articles by customs officials. For example,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s punished with a maximum fine of S$100,000 or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or both. So, in comparison to P.R.C, the least time for imprisonment is shorter .But due to the judge’s free power under common law system, the court is increasingly harsh in their sentencing in respect of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In other words, criminal obligation will become heavier with more limitation in Singapore.
In the contrast with Chines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s, Singapore has a large scope of interlocutory remedies to fill in the blank area between civil remedies and criminal sensations, and they are three main types:
(a) the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It is an injunction obtained before the trail often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the Stats quo between the parties pending the outcome of the trail. The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 may be in a mandatory or prohibitory form.
(b) the Anton Piller Order---It’s developed from Anton Piller KG v.Mfg Processes Ltd as a safeguard system of evidence for avoiding the defendant to destroy and hide the evidenc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f the plaintiff shows an extremely strong prima facie that his right are being interfered with, or the damage, potential or actual are very serious to the plaintiff, or even there must be clear evidence to proof the defendants faults.
(c) the Norwich Pharmacal Order.---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Anton Piller Order to raise over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from Rank Film Distributors Ltd v. Video Information Centre Virtually . However, case law in Singapore has now established that where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exists, an undertaking from the plaintiff/ applicant not to use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s not an adequate safeguard for the defendant’s privilege against self-crimination. Singapore courts have also held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to order that the information be inadmissible in any subsequent criminal prosecution.
Relying on common law foundation, people in Singapore prefer to a lawsuit rather than mediation while more mediation in P.R.C, once in the face of a dispute. Consequently, it would like to be more time and energy consuming somehow, for it costs at least one year of a civil procedure in the High Court of Singapore.
Last but not least, along with legsilation changes, Singapore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are also mounting a public campaign targeting both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to increase their awareness on the benefits and other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laws. There’s broad-based public awareness initiatives like the HIP Alliance’s year-long anti-piracy campaign? “The Real thing is the Right thing”, and brain Wave, Singapore’s first reality television show on IP.
(ⅱ)Role of Anti- Piracy Organizations
Both P.R.C and Singapore joined in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BSA) ,and WIPO several years ago and established domestic anti-piracy alliances at their own respective locality. The alliances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combating piracy and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right holders. They always declare laws, promulgate routine reports of current protection on TV, newspapers, and Website and show different points between pirate and authorized products. In the contrast with P.R.C, Singapore has other special disputes resolution organs under its common law system, including the small claims tribunals, E-commerce disputes centre. What’s more, Singapore collaborates with other ASAEN countries to harmonize IP rights with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Office of Harmonization of the Internal Market (OHIM), the European Union, the French National Offic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d IP Australia.
(ⅲ)Introduction of Judgments in Precedent Cases
A) P.R.C
In a landmark verdict on April 16, 1996 against Beijing JuRen Computer, the Beijing No.1 Intermediate Court delivered judgment in favor of the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BSA) upholding the plaintiff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ordering the defendant to (a) publicly apologize to the plaintiff; (b) pay over RMB600,000 (US$70,000) in damages, including court costs and accounting costs; (c) pay additional fines directly to the court. The court also ordered the defendant to undertake not to infrin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future, and the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o confiscate all computers and software seized during the raid on the defendant's premises. In another case, the same court rendered a judgment against Beijing Giant Computer Co. for softwar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ese were the first cases decided in favor of a US plaintiff in a Chinese cou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