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转让是对生效合同的主体进行改变的法律行为，该行为可发生在合同成立后的任何阶段。由于在合同履行中债务人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承债责任财产的减少而危及债权的实现，合同法赋予了债权人在一定条件下可行使撤销权。由于撤销权是债权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消灭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制度，对交易稳定性影响巨大，所以合同法除了要求撤销权行使需要具备一定的要件外，还规定了除斥期间。

在债权转让中，由于合同从原合同主体转让到受让人，合同转让涉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原合同关系及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如果是在债权转让过程中行使此类权利，受让人自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即取得了债权人的资格，当然包括撤销权的主体资格。但因债权转让合同自通知债务人时生效，行权撤销权的条件是否具备问题一直颇有争议。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撤销权的性质

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撤销权的性质问题，目前存在着请求权说、形成权说、责任说、折衷说等理论分歧。请求权说认为，债权人可向因债务人的行为而受益的第三人直接请求返还财产，其诉讼即为给付之诉；形成权则认为，如果从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在于依债权人的意思可以使债务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行为溯及地消灭这一角度，撤销权即为形成权，其诉讼即为形成之诉；而从撤销权行使的目的仅是使受益人所得的财产视为债务人责任财产的角度，则成立责任说。依责任说,无需实际取回财产,因而也就不需要借助于给付之诉,为了实现责任关系,只需要对受益人或转得人提起撤销权诉讼,该诉讼性质上为强制执行容忍诉讼,或称责任诉讼；折衷说则提出，撤销权的行使不仅使债务人与受益人的行为归于无效，而且含有使债务人的财产恢复至行为之前状况的作用。撤销权诉讼为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结合，如仅依形成之诉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即可达到增加债务人共同担保的目的（尚未移转财产场合），则不再需要同时提起给付之诉。

对于撤销权行使的效力，又有相对效力说与绝对效力说之争议。如，依请求权说和折衷说（以日本判例理论为例）,债务人与受益人侵害债权行为仅在债权保全的限度内、并在作为撤销权诉讼当事人的债权人与受益人相对的关系上归于无效，此即为撤销权的相对效力：在对人的方面，仅限于撤销权诉讼债权人和受益人，并不及于债务人；在对财产方面，仅在保全债权的限度内。绝对效力说是指撤销权不仅限于债权人和受益人，还及于债务人；且撤销的财产不仅限于债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相应司法解释规定，债权人、债务人分别为原告和被告，受益人可以为第三人，而对撤销权行使的财产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由此可见，在对人的方面，撤销权的行使效力是绝对的；而相对效力仅限于责任财产方面的规定。有鉴于此，笼统界定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撤销权性质的理论依据为某一学说是不够严谨的。

债权转让的生效

债权转让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债权人通过和订立债权转让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受让人。根据合同生效的规则，债权转让合同一般在合同成立时即生效，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等的合同，在办理法定程序时生效。

由于合同从原合同主体转让到受让人，合同转让中涉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原合同关系及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此处合同的生效指的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原合同的债权移转于受让人，换言之，受让人藉此享有了债权人基于原合同享有相应权利。

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原合同仍约束原债权人、债务人；转让合同约束原债权人、受让人。原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并未发生法律关系。至于原合同（被转让的合同）何时在受让人与原合同债务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问题，各国立法中亦有自由主义、债务人同意主义以及通知主义等诸学说之别。

自由主义说认为债权转让是债权人的处分行为，不以取得债务人同意或通知为必要要件，债权转让合同生效时即对债务人产生效力；债务人同意主义说认为，债权转让在取得债务人同意时生效；通知主义说认为债权转让在通知债务人时生效，我国合同法即采此说。既然在通知前对债务人不生效力，则对原合同行使请求权的主体只能是原合同的债权人，亦即在债权转让后，通知债务人前，受让人只基于债权转让合同享有某种资格，但其作为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条件尚不具备。在通知债务人之前，若债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行使原合同中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一切权利，都应通过原合同的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

通俗地理解，债权转让合同在原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生效后，对于原合同债务人的生效，法律附了一个条件：通知，且该通知是合同对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法律关系建立的界点。

债权转让中撤销权的行使问题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撤销权存在对人的绝对效力及对财产的相对效力的认识。在债权转让后，撤销权的行使即涉及四方当事人的利益。债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原合同债权人与受让人）基于债权转让享有双方合同权利，但对原合同行使请求权及因行使请求权过程中享有其他向债务人主张的权利，自通知债务人时享有。

具体而言，若债权转让合同生效但对债务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提起诉讼、申请执行、行使撤销权等的适格主体为原合同的债权人。如原合同的债权人在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怠于行使通知义务妨碍了受让人权利的行使，造成时效利益丧失的损失，转让人（通知义务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具体到债权转让中撤销权的行使，因我国合同法撤销权的性质及对效力上的绝对性，结合债权转让的立法例。债权转让的受让人自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时可行使撤销权。因撤销权的行使法律另规定了除斥期间，债权转让过程中的主张权利并不能引起除斥期间的变动。所以，只有在原合同的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才能使受让人提起的撤销权诉讼符合法定期间的要求。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生效执行的通知

国税发[2010]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已于2010年2月10日正式签署。双方外交主管部门分别于2010年5月4日和2010年5月10日互致照会，确认已完成生效所必需的法律程序。根据《议定书》第八条的规定，该《议定书》自2010年6月9日起生效，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议 定 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愿意缔结一项议定书，以修订2000年5月15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协定第二条第三款第一项删除，以下列替代：
　　“（一）在中国：
　　1. 个人所得税；
　　2. 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
　　第二条
　　协定第四条第一款删除，以下列替代：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成立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任何其他类似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第三条
　　协定第十条第二款删除，以下列替代：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
　　（一）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合伙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25%资本的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5%；
　　（二）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10%。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本款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征税。”
　　第四条
　　本协定并不妨碍缔约国一方实施其旨在防止逃税和避税的国内法律规定，但以其不导致与本协定冲突的税收为限。
　　第五条
　　一、 协定第十三条第四款删除。
　　二、 在协定第十三条中增加下列规定作为第四款、第五款和第六款：
　　“四、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该股份价值的50%（不含）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其在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资本中的股份、参股或其他权利取得的收益，如果取得该收益的人在转让行为前12个月的任何时间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拥有该公司至少25%的资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六、转让以上各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第六条
　　协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删除，以下列替代：
　　“一、在中国，按照其国内法的规定，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巴巴多斯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巴巴多斯就该项所得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
　　（二）从巴巴多斯取得的所得是巴巴多斯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并且该中国居民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20%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其所得缴纳的巴巴多斯税收。
　　（三）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第七条
　　协定第二十六条删除，以下列替代：
　　“第二十六条 信息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与执行本协定的规定相关的信息，或与执行缔约国双方或其地方当局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国内法律相关的信息，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信息交换不受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限制。
　　二、缔约国一方根据第一款收到的任何信息，应和根据该国国内法所获得的信息一样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第一款所指税种有关的评估、征收、执行、起诉或上诉裁决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及其监督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信息，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披露有关信息。
　　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或专业秘密或贸易过程的信息，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信息。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根据本条请求信息，缔约国另一方应使用其信息收集手段取得所请求的信息，即使缔约国另一方可能并不因其税务目的需要该信息。前句所确定的义务受第三款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不应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一方仅因该信息没有国内利益而拒绝提供。
　　五、第三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一方仅因信息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指定代表人、代理人或受托人所持有，或因信息与人的所有权益有关，而拒绝提供。”　　
　　第八条
　　本议定书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议定书将适用于在议定书生效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第九条
　　本议定书应随协定长期有效。

　　
　　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

　　本议定书于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在___________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巴巴多斯政府（代表）